關鍵詞：公章,裁判,公司合同,反思,重構

本期我們推出徐州中院劉佳法官的《對“看章不看人”裁判思路的反思與重構》，邀法官們共同學習、探討。

這不是簡單的否定，亦不是為了批判，而是力圖通過反思促使原審始終保持自覺、自省的能力，以期其能夠超越自身程序的局限來實現司法的正確性與正當性，這也是再審程序內在價值的體現。

反思：

成也公章，敗也公章，對司法實踐中傾向的“看章不看人”的裁判思路，反思過嗎？

自省：
 
1.審判實踐中對審理某一類案件的傾向性意見具有參考意義，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官就喪失了獨立思考的必要，尤其是在尚未形成統一裁判尺度的情況下。相反，時常反思、不隨波逐流，才是避免錯誤或被淘汰的良策。法官要樹立邏輯和價值相一致的思維，一旦發現某裁判尺度可能有違基本常識時，要反思是否在某一邏輯推理環節出了問題，從而主動校正，在邏輯和價值的互動中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機統一。

2.在由于被告未到庭抗辯而糾正的一類錯判中，法官對原告一方提供的證據未能嚴格審查、作出正確判斷是重要原因。究其心理，是心存僥幸而麻痹大意，沒有真正用心用力查明案件事實。

問題的提出：

2016年6月12日，陳某持某公司授權委托書與尚某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約定由該公司承建房屋一棟，合同加蓋公司公章。后因未按約開工建設，尚某遂訴至法院，要求某公司返還已支付的工程款并賠償損失。經傳票傳喚，某公司未到庭參加訴訟。一審認為，雙方當事人訂立的合同有效但已無法履行，遂判決支持尚某的訴請。再審后，撤銷原判。

本案的爭點：
本案的爭點涉及公司蓋章行為的法律效力問題

具體為：
對加蓋公司公章的合同，如何判斷法律關系主體的問題

1.加蓋假公章，但被告未到庭抗辯，若遵循“看章不看人”裁判思路，過度迷信公章的效力，極易造成對一方法律關系主體的誤判。

印章文化，古已有之，其兼具證明身份、行為和權力象征的功能。由于影響深遠，即使現代生活中，在訂立契約等正式場合，往往也需要加蓋公章以彰顯其重要性。與社會活動中迷信公章的現象相對應，司法實踐中，一段時期內也形成了“看章不看人”的裁判傾向。如認定未加蓋公章的文書存在形式瑕疵，認定加蓋公章的文書具有更強的證明效力，以加蓋公章的印文認定法律關系主體并判決其承擔責任等等。然而，一些情況下，公章印文顯示的主體與法律關系主體一致，一些情況下卻不盡然。若遵循“看章不看人”的裁判思路，對公章效力過度迷信，極易造成對一方法律關系主體的誤判。

本案十分典型。在抗辯式庭審模式下，原告尚某提供的合同文本加蓋了被告某公司公章，形式上并無瑕疵，而該公司一方亦未到庭提出抗辯，故表面上案件事實并不存在爭議。根據民訴法及證據規則對于當事人主義和法院職權主義的分配，在“看章不看人”的裁判思路下，此時認定原告主張的事實成立似乎并無不妥。但如若合同加蓋的是假公章，囿于識別手段的限制，除明顯瑕疵外法官根本無從發現。在事實沒有爭議的情況下，若依職權對公章進行鑒定，又恐有僭越之嫌亦無法律依據。如此看來，加蓋假公章，被告未到庭抗辯，若遵循“看章不看人”的裁判思路，法官的錯判幾乎是避無可避。反推之，在認定法律關系主體的問題上，只看章不看人的裁判思路漏洞明顯，實非立法本意。

2.即使加蓋真公章甚至是備案公章，若遵循“看章不看人”的裁判思路，對蓋章人不予審查，仍然會導致對一方法律關系主體的誤判。

《合同法》第32條規定:“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雖然法律賦予簽名與蓋章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與傳統的認知相反，由于印章是極易與人發生分離的人造物，其與所有者之間聯系的確定性遠遠低于簽名與簽名行為人之間聯系的確定性。因為印章與其所有者之間的聯系完全是社會學意義的判斷，而簽名與簽名行為人之間的聯系既有社會學上的依據也有生物學上的依據。2 為增強印章與特定主體聯系的確定性，法律創設了公章備案制度。但公章備案制度在于賦予備案公章更大的證明力，而不是賦予其更強的使用效力。

實際上，實踐中對公章及備案公章的過度迷信，正是由于對其證明力與使用效力的認知發生了混淆。公章的證明力是指印章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證明使用者的身份，解決的是是誰的問題；而公章的使用效力是指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發生約定的法律后果，解決的是誰來承受約定法律后果的問題。二者有時一致，有時并不一致。司法實踐中，我們更關注的往往是后者，即通過公章的使用效力來判斷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主體。

早在2002年就有學者提出，公章使用的效力僅與特定主體在使用公章時的意思表示有關，與該公章是否真實或者備案并無關系的觀點。我們深以為然。即使加蓋了真的甚至是備案公章，若持章之人無權使用，公章所有人完全可以主張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對其不發生法律效力。如使用非合法渠道取得的公章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能對公章所有人發生法律效力。因為公章所有人與相對人完全沒有牽連性，亦不在其風險可控范圍內，此時若要求其承擔合同責任將顯失公平。相反，即使加蓋的公章未經備案甚至虛假，若其蓋章行為系公章所有人授權，其亦應當承擔約定的法律后果。如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代理人使用公章作出的意思表示，對公章所有人具有法律效力幾乎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法定代表人是組織法上的全權代表機關，而公司代理人的行為系基于代理權的授予，體現的均是公司的意志，第三人對其產生的合理信賴具有正當性，若此時還強求對公章是否真實、是否備案進行核實，既不利于交易便捷也對第三人不公平。所以，公章并不是判斷法律關系主體的關鍵，持章之人加蓋公章時所作的意思表示才是。若法官在辦理此類案件中，遵循只看章不看人的裁判思路，反而會使自己陷入判斷印章真偽及是否備案的泥沼，或被當事人的陳述所蒙蔽，或置于繁瑣的鑒定程序難以抽離，或為難于民刑交叉的處理，而無法厘清思路、獲知真相。

因此，即使加蓋真公章甚至是備案公章，若“看章不看人”，對蓋章之人不予審查，仍然會導致一方法律關系主體的誤判。具體到本案，由于某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否自愿真實，蓋章之人有無代表權或代理權問題，均不能通過公章本身獲知。故無論涉案合同上加蓋的公章是否真實，是否與某公司備案公章一致，最終還要落腳到對陳某本人有無該公司代表權或代理權問題的審查上。遺憾的是，原審對該問題未作審理。

通過再審審查發現，本案的關鍵證據即某公司向陳某出具的法人授權委托書原審即在卷，問題幾乎也是一目了然的：一是陳某并非該公司法定代表人，排除了其代表權；二是陳某亦無代理權。首先，從該授權委托書出具的時間來看，其至少在簽訂合同時尚未取得授權；若系事后追認，公司在明知陳某于2016年6月12日簽訂合同的情況下，卻授予其在2016年6月15日至2016年8月15日期間行使代理權，前后矛盾、邏輯不通。其次，從該授權委托書的內容來看，“陳某：茲委托（空白）同志代表我單位前往貴處聯系辦理工程業務事宜。……”，最重要的受托人處為空白，抬頭錯寫成受托人陳某。因此，擬證明陳某具有代理權的關鍵證據如此粗制濫造，所犯的低級錯誤對于任何一個正常的商事主體而言，幾乎都是匪夷所思的，足以引起法官的警覺，尤其是在被告未到庭抗辯的情況下。

與我們的判斷一致，一審判決生效后，陳某到庭接受法庭調查時，自認其未得到某公司授權，公章亦非其本人加蓋，且對是誰加蓋公章這一問題諱莫如深。惋惜的是，原審在“看章不看人”裁判思路的引領下，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覺知此事，為時已晚。根據再審查明的事實，涉案合同及授權委托書加蓋的公章與某公司備案公章均不一致，但仍不能就此作出假公章的認定→若公章系陳某加蓋，陳某并非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非工作人員，且未得到合法授權，故尚某不能依據代表制度或代理制度要求某公司承擔責任。→若公章并非陳某加蓋，那么，本案就不再是代表或代理法律關系的問題。尚某能否基于其他法律關系向某公司主張權利，有賴于對陳某與某公司是否存在掛靠關系，是誰加蓋合同公章、何時加蓋等事實的查明，故再審后撤銷原判。

3.對“看章不看人”的反思，與“看人不看章”裁判思路的重構。

上述案件反映的問題并非個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司法實踐中過分依賴或迷信公章或備案公章而產生的“看章不看人”的做法，導致大量案件沒有把審理此類糾紛的落腳點放在審查蓋章之人身上，即其是否有權代表公章所有人作出承受約定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而偏離了最初立法對公章制度的設計目的。與之對應的是，實踐中當事人惡意利用法院的裁判傾向，牟取非法利益，出現了許多私刻公章，惡意加蓋非備案公章甚至假公章，發生糾紛后法人又以公章虛假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案件，故而才有了2019年九民會議紀要關于蓋章行為法律效力的規定 。3從“看章不看人”到“看人不看章”裁判思路的轉變，實則是對司法實踐誤讀立法目的的糾偏。同時，也是為了更好的統一裁判尺度，防止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紀要明確規定，要確立“看人不看章”的裁判思路，并應注意區別代表行為與代理行為。“蓋章行為的本質在于表明行為人從事的是職務行為，而從事職務行為的前提是，該自然人不僅須是公司的工作人員，而且還需要享有代表權或代理權。有代表權或代理權的人蓋章確認的合同，自然對公司具有約束力。而無代表權或代理權人加蓋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產生合同有效的預期效果。”

另外，還要正確分配“假公章”的舉證責任。對于提出假公章抗辯的公司，應先由該公司承擔舉證責任→公司舉證后合同相對人可通過舉證證明蓋章之人有代表權(如為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代理權(職務代理、個別代理)或其有合理理由相信蓋章之人有代表權或代理權等事實，從而主張根據相關規則認定合同對公司有效→公司只能通過舉證證明交易相對人為惡意相對人來否定合同的效力。4

審判監督程序中，雖然正確判決的理由都是相似的，錯誤的判決卻各有各的錯。本案中，縱然是由于“看章不看人”裁判思路導致的錯判，但九民會議紀要闡釋的“看人不看章”并非是全新的裁判思路，而是對審判實踐偏離立法目的的一種修正。就個案而言，各級法院在審理某一類案件的傾向性意見具有參考意義，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官就喪失了獨立思考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尚未形成統一裁判尺度的情況下。相反，時常反思、不隨波逐流，才是避免錯誤或被淘汰的良策。法官要樹立邏輯和價值相一致的思維，一旦發現某裁判尺度可能有違基本常識時，要反思是否在某一邏輯推理環節出了問題，從而主動校正，在邏輯和價值的互動中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有機統一。5

同時，在由于被告未到庭抗辯而糾正的一類錯判中，法官對原告一方提供的證據未能嚴格審查、作出正確判斷也是重要原因。這樣一個現象也提醒我們，抗辯式庭審、法官居中裁判的審判理念絕不允許偏聽偏信，被告未到庭的情況下，仍有與之關聯的能夠反映客觀事實的證據在說話，此時我們更應該嚴格按照證據規則審核原告一方提供的證據，對其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作出正確的判斷。如若對原告一方提供的證據不加審核、判斷，對可疑的證據沒有提高警惕，作繼續深入的調查，那么法官認定的事實無論如何也是不會符合客觀真相，究其心理，實則是因心存僥幸而麻痹大意，沒有真正用心用力查明案件事實。

注釋：
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第69頁。
2.陳甦，《印章的法律意義》，載于《人民法院報》2002年第0823期。
3.《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41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當主要審查簽約人于蓋章之時有無代表權或者代理權，從而根據代表或者代理的相關規則來確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權之人在合同上加蓋法人公章的行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義簽訂合同，除《公司法》第16條等法律對其職權有特別規定的情形外，應當由法人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無代表權、加蓋的是假章、所蓋之章與備案公章不一致等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義簽訂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權。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權后，以被代理人名義簽訂的合同，應當由被代理人承擔責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無代理權、加蓋的是假章、所蓋之章與備案公章不一致等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第291頁。
5.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第69頁。

供稿：徐州中院審監庭員額法官 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