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裁判要點】

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損害賠償責任糾紛一案，法院根據原被告雙方提出的證據，確認雙方存在雇傭關系，由于原告無法確認遇難船員的具體落水時間和落水地點，適用舉證責任認定雇主對非工作時間且脫離工作地點的雇員的意外損害不存在過錯，遇難船員對自己在非工作時間的意外落水應自負后果。綜合全案，法院依法判定被告船主承擔30%的公平責任。

二、【案情簡介】

原告韓某蓮與被告劉某君、車某法海上人身損害賠償責任糾紛一案，青島海事法院立案后，依法適用簡易程序，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各方當事人到庭參加訴訟。該案一審終結后，原告提出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審理情況】

原告韓某蓮向本院提出訴訟請求：1.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死亡賠償金387280元、喪葬費29458.5元、扶養費21546.7元、交通費1000元、精神撫慰金10000元等共計人民幣451677.7元；2.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事實和理由：2017年11月10日7時許，原告之子劉某堯在為其雇主劉某君工作過程中，從被告車某法所有漁船墜海失蹤，后于2017年11月18日在即墨區田橫島省級旅游度假區山東頭停泊點被發現死亡，被告劉某君作為劉某堯的雇主應該承擔劉某堯死亡的賠償責任，被告車某法作為涉案漁船所有人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被告劉某君辯稱：劉某堯是在自行上岸離開之后失蹤的，不是原告所稱的在工作過程中從漁船上失蹤，黃龍莊邊防派出所所出具的出警記錄記載劉某堯是在靠岸后失蹤，同船的證人也親眼看到劉某堯上岸后往南走自行離開了，因此，在漁船靠岸且劉某堯自行上岸離開后，劉某堯與劉某君之間的勞務關系已經結束，劉某君不應對劉某堯的死亡承擔責任。劉某堯年滿48歲，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在自行上岸離開后失蹤死亡，其應為自身的死亡承擔責任，與劉某君無關。

當事人圍繞訴訟請求依法提交了證據，法院組織當事人進行了證據交換和質證。根據審查認定的證據，結合庭審情況，認定案件事實如下：

2017年11月10日7時20分，即墨區黃龍莊邊防派出所接到劉某進報警稱其村村民劉某堯跟隨劉某君出海捕魚靠岸后墜海失蹤，民警現場查找未果。

2017年11月18日9時45分，山南邊防派出所接山東頭村民匿名報警稱在即墨田橫島省級旅游度假區山東頭停泊點發現一具男尸，派民警出警至現場，經劉某克辨認，確定該男尸為2017年11月10日在即墨田橫島省級旅游度假區驢島碼頭墜海失蹤的弟弟劉某堯。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中顯示，死者劉某堯于2017年11月18日溺水死亡。同日，周戈莊村民委員會出具了劉某堯的死亡人員火化證明信以及死亡人員注銷戶口證明信。

死者劉某堯系原告之子，劉某堯死亡時原告77歲，其父親已于2009年去世，其另有一個哥哥劉某克以及一個姐姐劉某春。

被告車某法為該船舶的登記所有人。

證人劉某進出庭作證稱：2017年11月10日早上六點半，周戈莊書記劉某升給其打電話讓其下去一趟，說是有急事，到他家后說劉某君的船出了點事。劉某進與劉某升一起去了山東頭碼頭，到了以后聽船員劉某江、劉某金說劉某堯不見了，找不到人。當時山東頭碼頭船不少，他們說每條船都找過，找不到，大門處有個監控，看監控也沒找到。劉某進也去看監控了，用快放的方式放了一晚上錄像。監控是從九點開始看的，看到天亮都沒看到，監控里也看不清有沒有劉某江、劉某金、劉某君，監控里也沒有看見劉某堯出碼頭大門。當時就懷疑是落水了，所以就在七點二十分給黃龍莊邊防派出所打電話，接到電話后賈所長去了。賈所長到現場后，劉某進就回村里了。后來劉某堯的尸體被發現時，劉某進聽說了，但是沒有去過現場。此外，劉某進稱其不清楚事發時間，只有大門口一個監控視頻，監控視頻只能看到碼頭大門，碼頭里面的情況看不清楚，看不到劉某堯，也看不清有沒有人在找人。

證人劉某江出庭作證稱：證人從去年秋天開始在被告劉某君船上工作，是常年雇工。劉某堯剛上船5天。船上一共4個人都是一個村的。當天在船上吃的飯，都沒喝酒。晚上9點多船靠碼頭，纜繩掛在碼頭上后就沒有劉某堯的事了，證人上碼頭與被告劉某君一起干活，劉某金在船上。被告劉某君讓證人找劉某堯幫忙背保溫箱子時，發現劉某堯不見了。在碼頭上、別的船上找了很久找不到。被告劉某君當晚向黃龍莊邊防派出所報警，還打電話把漁業主任劉某進叫來。證人還打車去了劉某堯哥哥家問過。至凌晨3點三人都累了，就睡在船上。

證人劉某金出庭作證稱：證人與原、被告同村。當天8點多船到碼頭停了機器，在碼頭東面4人把漁貨裝卸完，然后船回到西面系纜。劉某堯從卸貨的地方走到系纜的地方，被告劉某君和劉某江與證人把船開到西邊，劉某江把纜遞給劉某堯，劉某堯系纜。船停靠的位置與碼頭之間隔著船，大約是兩條，劉某金一直在船上，能看到劉某堯系纜繩的情況。之后劉某君在碼頭賣貨，劉某江上下接東西，劉某金一直在船上看船。沒有人告訴劉某堯上碼頭后就可以回家。賣完貨后，除留一個看船的以外，剩下的人應一起把箱子搬回船上。當干活忙不過來想找劉某堯幫忙時，發現他不見了。

原告先后向法院申請兩份調查令，向青島市即墨區公安局黃龍莊邊防派出所、山南邊防派出所調查劉某堯墜海后被發現死亡、劉某堯雇主信息等調查內容，本院均已準許。原告委托的律師已持調查令赴兩家單位并調取了相關證據。原告當庭申請法院調取賈警官看監控的情況，本院未予準許，理由是：原告所陳述的需要調取的內容并非一份法律文件或其他書面材料，而是相關人員對相關事實的親身經歷觀感，原告應聯系相關人員在舉證期限內出庭作證。原告并未在舉證期限內申請該證人出庭作證，對原告自述的相關證人能證實的事實，因無證據證明，本院不予認可。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的規定，青島海事法院一審判決如下：

一、被告劉某君向原告韓某蓮支付喪葬費、死亡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等人民幣132204.20元。

二、駁回原告韓某蓮對被告車某法的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8075元，減半收取4037.5元，由原告韓某蓮承擔2855.74元，被告劉某君承擔 1181.76元。

四、【理論評析】

青島海事法院一審認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損害責任糾紛。爭議焦點主要為：一、原告親屬劉某堯是否是在雇傭期間墜海死亡；二、對原告親屬劉某堯死亡，兩被告是否應承擔賠償責任；三、原告可獲得賠償的具體數額如何計算。

關于焦點一，原告親屬劉某堯是否是在雇傭期間墜海死亡。

原告親屬劉某堯受雇于被告劉某君，并隨其出海捕魚，二者之間存在雇傭勞務關系。但原告親屬劉某堯與被告劉某君之間只是事實上的勞務合同關系，雙方并沒有建立勞動合同關系，不具有人身的從屬性、依附性，原告親屬劉某堯與被告劉某君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也沒有嚴格的上下班規定、請銷假制度。特別是在脫離生產工具漁船之后，劉某堯可以自主地決定是否繼續向被告劉某君提供勞務。本案中，各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顯示，同船共四名船員，當漁船靠岸后，劉某堯從卸貨碼頭走到漁船停泊處完成系纜。此后劉某堯既未回到漁船，也未參與其他后續工作。劉某堯失蹤的地點并非漁船，不存在原告訴稱的從“漁船墜海失蹤”的證據，也不存在“固定漁船纜繩過程中墜海”的證據。劉某堯在完成系纜后，因其此后未再參與后續勞動，其與被告劉某君之間的事實上的勞務關系即已經結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劉某堯系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因此，原告不能根據前述司法解釋第十一條的規定請求被告劉某君承擔賠償責任。

關于焦點二，對原告親屬劉某堯死亡，兩被告是否應承擔賠償責任。

本案中，原告親屬劉某堯最后從事的與被告劉某君捕撈相關的工作是在碼頭上固定纜繩。同船船員劉某江將纜繩遞給劉某堯，劉某金看到劉某堯系纜，系纜過程并未出現異常情況。此后，僅有劉某江一人聲稱目擊到劉某堯向南走了，但不知道有沒有回船上，出沒出碼頭。原告斷定：劉某堯是在雇傭活動中因天黑無法看清危險、行動不便和疲勞作業注意力無法集中、體力不支（如絆倒或摔倒）而墜海的。但原告親屬劉某堯失蹤后，當地先后有兩家公安派出所進行調查，對劉某堯何時何地落水均無定論。原告也未提出任何證據支持其斷定。綜合本案證據，原告的斷定缺少事實依據。

關于劉某堯遇難時穿著，原告稱其身著笨重水衣，但未提交證據證明，而被告稱劉某堯身著防水綢，兩證人均證明其身著雨衣雨褲。被告劉某君雇傭劉某堯時，對其是否具有漁民證未盡到審慎的審查義務，在作業時亦未督促劉某堯穿戴救生衣。是否持有漁民證和穿著救生衣這兩個情節對于海上漁業生產發生傷亡事故具有很大影響。但劉某堯并非從“漁船墜海失蹤”，劉某堯從漁船返回碼頭系纜后已經脫離漁業生產活動，并且再未回到漁船，因此上述兩個因素對于已脫離漁船登上碼頭后的自然人行為并無直接影響。

原告親屬劉某堯系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其有能力對自己在脫離工作場所且非工作期間的行為負責。原告也未能提交證據證明被告劉某君對劉某堯實施加害行為使其落水。綜合各方提供的證據，劉某堯落水存在較大可能性屬于意外事故。對于劉某堯溺水死亡事故，劉某堯本人與被告劉某君均沒有過錯。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本案中，應考慮到以下因素：原告獨自寡居，老年喪子，其子死亡造成原告生活更加困難；劉某堯的落水死亡與其參與被告劉某君捕撈作業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前后連續性；劉某堯落水前從事的捕撈作業為被告劉某君帶來一定利益；捕撈結束后已是夜間，客觀上存在發生意外的危險性；衡量當事人的經濟狀況，被告劉某君尚具有一定的優越性。綜合本案案情，由雙方分擔損失更符合民法公平的理念，因此，本院酌情判定被告劉某君承擔30%的賠償責任。

關于被告車某法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三條規定：“被侵權人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被告車某法僅僅是涉案船舶登記所有人。根據原告舉證情況，被告車某法既非原告親屬劉某堯的雇主，也未實施導致原告親屬劉某堯死亡的侵權行為。原告主張涉案漁船所有人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也沒有相關法律依據。因此，被告車某法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對原告請求被告車某法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焦點三，原告可獲得賠償的具體數額如何計算。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損害，因就醫治療支出的各項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包括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必要的營養費，賠償義務人應當予以賠償。”該條第三款規定“受害人死亡的，賠償義務人除應當根據搶救治療情況賠償本條第一款規定的相關費用外，還應當賠償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死亡補償費以及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

1.關于喪葬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七規定：“喪葬費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標準，以六個月總額計算。”2017年度青島市職工月平均工資5309元，按六個月計算，共計31854元。

2.關于死亡賠償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青島市2017年度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64元，按20年計算，共計387280元。

3.關于被扶養人生活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被扶養人生活費根據扶養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計算。被扶養人為未成年人的，計算至十八周歲；被扶養人無勞動能力又無其他生活來源的，計算二十年。但六十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七十五周歲以上的，按五年計算。”原告親屬劉某堯死亡時間為2017年11月18日，應根據當時情況計算被扶養人的扶養費計算年限，即當時原告77周歲，應按5年計算扶養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被扶養人還有其他扶養人的，賠償義務人只賠償受害人依法應當負擔的部分。”原告還有其子劉某克、其女劉某春作為扶養人，因此被告只賠償劉某堯應負擔的三分之一份額。青島市2017年度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2928元。原告5年的被扶養人生活費共計21546.67元。

4.關于交通費，應限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三款中的“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交通費應當以正式票據為憑，原告未提交任何票據，本院不予支持。

5.關于精神損害賠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八條規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親屬遭受精神損害，賠償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確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根據以下因素確定：（一）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三）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權人的獲利情況；（五）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六）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中原告親屬劉某堯系溺水死亡，因被告未主動對劉某堯遇難實施加害行為，所以對原告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法院不予支持。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系人身損害責任糾紛。劉某君與劉某堯之間存在雇傭關系，但雙方未簽訂書面的勞務合同。2017年11月10日劉某君駕船和劉某金、劉某江、劉某堯一起在海陽市千里巖南邊海域拉網，出海回來船停靠碼頭后，因當時天氣預報有大風，需固定纜繩，劉某君便指示劉某金和劉某江在船上固定纜繩，劉某堯在碼頭上固定纜繩。大約21時左右劉某君發現劉某堯失蹤，在尋找未果后報警。2017年11月18日9時45分，山南邊防派出所接山東頭村民匿名報警稱在即墨田橫島××旅游度假區山東頭停泊點發現一具男尸，后經劉某克辨認，確定該男尸為其弟弟劉某堯。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中顯示，死者劉某堯于2017年11月18日溺水死亡。對于上述事實，當事雙方在法庭調查過程中均認可。但是，韓某蓮主張劉某堯系在從事雇傭活動中發生墜海溺亡事故，而劉某君辯稱劉某堯在漁船靠岸離開生產工具后雙方之間的勞務關系即已經結束，劉某堯并非在在從事雇傭活動中死亡。根據本案查明事實，劉某堯與劉某君未簽訂書面勞務合同，但雙方存在勞務關系的事實確定，雖然在本案審理中，雙方當事人均無法證明勞務關系的起止時間，但劉某君作為勞務關系已經終結的主張方有義務提供勞務關系已經終結的證明，不能提供證明的，則其主張勞務關系已經終結的理由不能成立，劉某君以劉某堯下船勞務關系即終結的理由亦不成立，即劉某堯死亡時，其與劉某君仍存在勞務關系。但劉某堯死亡時與劉某君是否存在勞務關系不足以使雇主劉某君承擔人身損害的賠償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根據上述規定，劉某堯在從事雇傭活動中死亡的，其雇主劉某君才能依法承擔賠償責任。韓某蓮作為本案的原告和劉某堯在雇傭活動中死亡的主張方應當對其主張所依據的事實提供證據。但韓某蓮在本案的審理中僅是陳述劉某堯是在系纜過程中發生溺亡事故，其陳述內容未有證據予以證實。首先，未有證人證明劉某堯的死亡過程，無論同船船員還是岸上其他人員均未證明劉某堯的死亡過程，故本院無法對劉某堯系在系纜過程中發生的死亡事實進行認定；其次，《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顯示，劉某堯于2017年11月18日溺水死亡，該時間并非劉某堯系纜當天，雖然韓某蓮解釋為該類死亡證明記錄的死亡時間實際為發現尸體的時間而非實際死亡時間，但具體到本案中，由于死者未進行尸檢，劉某堯的實際死亡時間不明；第三，劉某堯尸體的發現地點并非在涉案船舶停靠位置，即便可能存在墜海后受風力和海流影響尸體發現地點與墜海地點不一致的情況，但只能說明劉某堯具體墜海地點不明。從以上內容可見，劉某堯死亡時間、地點、原因均不確定，且劉某堯是在離船后失蹤，沒有證據表明劉某堯是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而死亡。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之規定，本院對于韓某蓮的相關主張不予支持。由于韓某蓮無法證明劉某堯溺水死亡是發生在從事雇傭活動時，即便劉某君與劉某堯存在雇傭關系，劉某君也無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對于劉某堯的溺亡事故承擔賠償責任。但是，一審法院綜合本案情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四條：“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之規定，酌情判定劉某君承擔30%的補償責任，劉某君對此并未提起上訴，視為對該判決結果予以認可，本院對此亦予以認定。

綜上所述，韓某蓮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應予駁回；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五、【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海上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海域廣闊，海岸線長，靠海謀生的群體數量龐大，由此引發的海事糾紛也越來越多。如何保護相關從業人員的利益，從而保障我國漁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個重要的命題。雇員從事海上工作，專業性強，危險系數高，相比陸上工作，職業風險更大。在海上雇傭關系中，受到人身損害的雇員及其親屬，應舉證證明與雇主之間的法律關系，以確定雇主應否承擔責任，從而保障相關從業者的合法權益。

1、雇主責任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十一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本條款第一次明確了“雇主責任”這一歸責原則。根據文義進行解釋，雇主對雇員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傷亡應當直接承擔賠償責任，而且是無過錯責任。但是否構成賠償責任，應看傷害是否發生在工作期間，是否在從事工作活動，是否因為工作原因。本案中，劉某堯失蹤的地點并非漁船，不存在原告訴稱的從“漁船墜海失蹤”的證據，也不存在“固定漁船纜繩過程中墜海”的證據。劉某堯死亡時間、地點、原因均不確定，且劉某堯是在離船后失蹤，沒有證據表明劉某堯是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而死亡。因此一審、二審法院均認為原告無法證明劉某堯溺水死亡是發生在從事雇傭活動時。由此，本案中雇主不應承擔雇主責任。

2、舉證責任

證據是民事訴訟的基石，而舉證責任則被稱為民事訴訟的脊梁。舉證責任, 又稱“證明責任”。舉證責任對于當事人來說是一種訴訟上的風險, 即當待證事實在訴訟中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 當事人所承擔的不利的裁判后果；而對于法院來說, 則是一種裁判的方法和規則, 該方法使得法院在重要的案件事實真偽不明的情況下亦能夠做出裁判, 該規則指引法院把不利的裁判結果判歸對待證事實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

舉證責任既然對當事人來說是一種風險, 為了當事人之間的公平、訴訟的便捷等原因, 就需要在原、被告之間進行合理的分擔。舉證責任的分配無論是對當事人還是對法院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對當事人來說, 承擔舉證責任就意味著在訴訟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不僅在事實發生爭議時需要首先提出證據來證明, 而且在舉證不充分時還可能被法院判決敗訴。并且,有些爭議事實可能是雙方當事人——無論是主張其存在的一方還是否認其存在的一方——都難以證明的,對這樣的案件事實,哪一方當事人負舉證責任,在訴訟中就負擔著相當大的敗訴風險。對法院來說,正確地把握舉證責任的分配,對正確行使審判權并作出公正的裁判意義重大。在事實發生爭議且舉證困難的案件中,如果待證事實仍然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法院就需要借助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這一原則作出裁判。

本案中，原告主張遇難船員在雇傭活動中因天黑無法看清危險、行動不便和疲勞作業注意力無法集中、體力不支（如絆倒或摔倒）而墜海身亡，但原告無法舉證證明遇難船員何時何地落水，監控視頻和相關證人也無法還原其落水具體時間地點，當地先后兩家公安派出所進行調查，對其遇難事故均無定論。原告提出的斷定沒有證據支持，缺乏事實依據，綜合本案庭審情況，一審法院認定遇難船員落水存在較大可能性屬于意外事故。對于其溺水死亡事故，被告船主與其本人均不存在過錯。

3、公平責任的適用

《侵權責任法》第24條規定: “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雙方分擔損失。”本案中，雇主對雇員脫離工作場所后的行為沒有過錯，不承擔責任。但考慮到原告獨自寡居，遇難船員發生意外后，原告老年喪子，造成原告生活更加困難；雇員的意外落水死亡與其參與雇主捕撈作業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前后連續性；雇員落水前從事的捕撈作業為雇主帶來一定利益；捕撈結束后已是夜間，客觀上存在發生意外的危險性；衡量當事人的經濟狀況，雇主尚具有一定的優越性。綜合本案案情，由雙方分擔損失更符合民法公平的理念，因此，法院酌情判定雇主承擔30%的補償責任。

4、雇主責任的新發展。

2009年《侵權責任法》頒布，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該法條是否取代《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十一條，長期以來存在爭議。主要爭議在于個人之間形成的勞務關系是否等同于雇傭關系？主張限縮解釋的認為應僅限于個人之間雇傭保姆、家政服務等，而個人從事生產經營性活動的不應適用。主張擴張解釋的認為，除法律規定的用人單位聘用職工以外的，個人之間的勞務關系、雇傭關系都應當適用。自2019年秋天以后，在海上人身傷亡損害的司法實踐中，已經統一到第二種觀點。今后都將不再適用雇主無過錯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條延續了《侵權責任法》當中的“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這一表述。今后個人之間的勞務關系將繼續適用過錯原則進行裁判。

編 寫 人：煙臺大學法學院  張彥彥 

指導老師：青島海事法院煙臺法庭  李軍

來源：青島海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