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合同外第三人 原告主體資格的認定  惡意串通的證明責任及認定 合同無效

裁判要點 

 1、合同外第三人以他人惡意串通簽訂合同，損害其利益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該第三人起訴時已提供初步證據，證明其與該合同有一定利害關系的，應當認定其具有原告主體資格；2、只要能夠證明存在惡意串通可能性，且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當事人對惡意串通這一待證事實的舉證責任既為完成；3、是否惡意串通可從合同簽訂的背景、合同內容、合同是否完整履行，包括合同中雖未約定但通常情形下按照雙方所簽合同的內容必然需履行完成的后續手續的實際履行情況，其履行是否符合通常交易或日常生活經驗、以及合同若成立是否可能達到合同外第三人權益將全部或者部分無法實現等情況做出是否惡意串通損害當事人利益的認定。

案件索引

一審：陜西省西安市鄠邑區人民法院（2017）陜0118民初39號（2018年1月30日）

二審：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陜01民終5124號（2018年6月6日）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六條及第一百零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及第六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顏振華以550891元購買鄠邑區帕提歐公館6幢1單元3層10302室住宅商品房一套。2016年5月顏振華駕車致傷吳啟軒發生交通事故，6月1日交警部門認定顏振華應負事故主要責任，吳啟軒負次要責任。2016年6月29日，顏振華為房屋辦理了房屋所有權證。7月15日，吳啟軒將顏振華及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陜西分公司訴至一審法院提起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同年11月鑒定單位做出吳啟軒四肢癱屬四級傷殘、繼發性癲癇及顱底骨折并腦脊液鼻漏均屬十級傷殘，護理依賴程度屬大部分護理依賴的鑒定意見。2016年12月28日，顏振華、李周文簽訂二手房買賣合同，約定顏振華將上列房屋以￥560000元的價格出售給李周文（付款方式為現金）。2017年2月22日一審法院作出顏振華向吳啟軒賠償損失630707.75元的判決。同日，顏振華與李周文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將房屋所有權過戶至李周文名下。

吳啟軒認為顏振華與李周文惡意串通簽訂的買賣合同，損害其合法權益，故請求確認顏振華與李周文簽訂的《西安市二手房買賣合同》無效，并判令顏振華配合李周文將涉案房屋過戶于顏振華名下。顏振華、李周文辯稱其雙方簽訂的買賣合同與吳啟軒之間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利害關系，吳啟軒原告身份不適格，且李周文系善意取得，該認為法院應當駁回吳啟軒的起訴。

裁判結果

西安市鄠邑區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7）陜0118民初3915號民事判決：一、被告顏振華與被告李周文簽訂的《西安市二手房買賣合同》無效。二、被告顏振華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配合被告李周文共同將鄠邑區帕提歐公館6幢1單元302室房屋過戶至被告顏振華名下。顏振華、李周文向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陜01民終5124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西安市鄠邑區法院審理認為，在吳啟軒訴顏振華及華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陜西分公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一案審理中，判決作出前的2016年12月28日顏振華與李周文簽訂二手房買賣合同，約定：房屋成交價為人民幣（大寫）伍拾陸萬元整，￥560000元。李周文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前一次付清房款給顏振華。付款方式：現金。顏振華、李周文房屋買賣合同約定的付款時間違反交易習慣且違背常理，屬惡意串通，對吳啟軒的利益造成了損害，故顏振華與李周文簽訂的西安市二手房買賣合同應屬無效。李周文應將房屋返還給顏振華，并辦理房屋過戶手續。鄠邑區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一、被告顏振華與被告李周文簽訂的《西安市二手房買賣合同》無效。二、被告顏振華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配合被告李周文共同將鄠邑區帕提歐公館6幢1單元302室房屋過戶至被告顏振華名下。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有二：一是吳啟軒作為顏振華、李周文簽訂的涉案房屋買賣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可否以原告身份起訴請求確認顏振華、李周文簽訂的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的問題；二是顏振華、李周文簽訂的涉案房屋買賣合同是否存在惡意串通的問題。

第一：關于吳啟軒作為顏振華、李周文簽訂的涉案房屋買賣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可否以原告身份起訴請求確認顏振華、李周文簽訂的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無效的問題：

同時認為，一般而言，合同之債具有相對性，它只對雙方當事人有效，因此，合同以外的第三方若進行合同之債的起訴是沒有訴權的，應依法裁定駁回起訴。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合同雙方若存在“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等情形的合同無效。無效合同自始無效，自然不受合同相對性約束。由于合同無效是合同雙方惡意串通，且損害了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致，利益被損害的第三方（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與合同約定的事項當然具有了直接利害關系。也就是說，合同以外的第三方（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可以以原告身份提起侵權之訴，請求確認合同無效，且只能確認合同無效。本案中，吳啟軒作為顏振華、李周文簽訂的涉案房屋買賣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認為顏振華、李周文雙方所簽合同損害吳啟軒的合法權利，以原告身份起訴請求確認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無效是符合法律規定的。顏振華、李周文以其雙方的房屋買賣行為與吳啟軒遭受交通事故損害之間不存在利害關系，吳啟軒不是適格原告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關于顏振華、李周文簽訂涉案房屋買賣合同是否存在惡意串通的問題，二審法院同意一審法院的裁判意見。同時從該合同簽訂的背景、合同內容、涉案房屋物業繳費情況并結合證據判斷等方面做了以下分析：

一、合同簽訂的背景、合同內容及涉案房屋物業繳費情況

(一)合同簽訂的背景：

本案所涉事件從顏振華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傷吳啟軒開始，2016年6月1日事故處理機關做出顏振華負事故主要責任、吳啟軒負事故次要責任的認定，同年7月15日吳啟軒提起顏振華等為被告的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的訴訟，同年11月17日經法院委托鑒定單位做出吳啟軒四肢癱屬四級傷殘、繼發性癲癇及顱底骨折并腦脊液鼻漏均屬十級傷殘，護理依賴程度屬大部分護理依賴的鑒定意見，僅一個多月后的12月28日顏振華、李周文簽訂了買賣涉案房屋的合同，2017年2月22日一審法院對吳啟軒提起的上列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做出判決，同日顏振華將涉案房屋變更登記到李周文名下。

從以上整個事件發展過程及時間沿革看，顏振華、李周文簽訂買賣涉案房屋合同時，顏振華明知因交通事故被自已致傷的吳啟軒身體已經殘疾，傷殘多達三處，程度分別為四級、一級及一級，且護理依賴已達大部分護理依賴程度，明知自已對造成吳啟軒嚴重的殘疾及需大部分護理依賴的后果負有主要事故責任，進而應當了解自已必將面臨向吳啟軒承擔巨額賠償金的給付義務，也應當清楚因交通事故被致傷致殘的受害人吳啟軒已陷入長久的肉體、精神雙重痛苦和窘境之中(時年吳啟軒不足十四周歲)。面對這種局面，一般成年人正常心里應必感不安與慚愧，積極籌措資金以盡法律義務并彌補自身的愧疚。果如此也不失為善舉。然而，就是在此種背景下，顏振華將自己所有的房屋出賣給了李周文。按照顏振華、李周文的敘述是顏振華以房屋抵償了欠李周文2014年的債務，即雖顏振華、李周文之間進行了房屋買賣交易，但顏振華將其所有的房屋出賣了卻是得不到出賣房屋的價款的，當然不存在用出賣房屋的價款向吳啟軒給付賠償金了。此時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訴訟一審程序即將結束，吳啟軒、顏振華對此都是清楚的。不同的是，吳啟軒在急等賠償金，顏振華出賣了房屋卻因是賣房抵債并沒有房款進帳，不可能用賣房款給予吳啟軒賠償。在以上背景下從顏振華的種種行為可以判斷，顏振華明顯對向吳啟軒承擔賠償金給付的義務采取的是消極、甚至逃避的做法；

(二)顏振華、李周文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內容及物業繳費情況

2016年顏振華、李周文簽訂買賣合同，合同主要內容為：顏振華以￥560000元的價格將其所有的一套140.71平方米的房屋出售給李周文，李周文由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前一次付清給顏振華，付款方式為現金。顏振華、李周文稱該房屋買賣合同是顏振華以房抵償欠李周文2014年的債務，抵債金額約60萬元。

考察上列買賣合同內容，從日常生活經驗判斷該合同存在以下疑點：①整個買賣合同通篇內容中無以房抵債的只字片語。既然顏振華、李周文稱該房屋買賣合同是以房抵債，且抵債金額高達約60萬元，卻在以房抵債為目的的房屋買賣合同中對以房抵債之事項只字不提有侼常理；②顏振華、李周文稱顏振華以房抵償的是欠李周文2014年的貨款。既然顏振華2014年欠李周文60余萬元貨款，通常判斷顏振華2014年資金應處困乏狀態，但從已查明的情況看，2014年顏振華卻斥資550891元從開發商處購得涉案房屋，2016年在吳啟軒、顏振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訴訟一審程序即將結束時，涉案房屋又被顏振華、李周文一紙合同抵償了雙方敘述的2014年的債務，此間矛盾同樣不合常理；③顏振華、李周文稱2014年雙方既存在60余萬元的債權債務關系，如此巨額債務顏振華、李周文之間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印記，且從現有情況看，自2014年雙方所述60余萬元的巨額債務存在，至2016年顏振華、李周文雙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止，此期間也同樣沒有李周文向顏振華追索雙方所謂貨款的任何跡象。此債務若果存在，只能判斷似乎雙方并不在意、也并不急于處理該筆60余萬元債務，況且對這些不合常理之處李周文、顏振華也未給出合理說明，事實上卻是2016年吳啟軒起訴顏振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訴訟一審既將宣判時，涉案房屋被顏振華、李周文一紙合同抵償了雙方敘述的2014年所謂既已存在至2016年已長達兩個年頭，而兩年期間又不見追索債務，此間矛盾從日常生活經驗來判斷顯然是不合常理的；④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簽訂于2016年，付款期限卻注明是在合同簽訂之前2014年11月4日前一次付清，高達560000元的購房款卻以現金方式支付，違反正常交易習慣及生活經驗又不能做出符合情理的解釋；⑤顏振華、李周文稱雙方是生意伙伴，顏振華欠李周文款，所以以房抵債。至于債務性質，一審顏振華說是商業秘密不好言傳，二審中顏振華、李周文又敘述是欠的茶葉貨款，又可以向法庭說明了。從日常生活交易經驗判斷欠茶葉貨款一般不能歸入商業秘密范疇，顯然顏振華、李周文在一、二審中對債務性質的敘述不能自圓其說，存在明顯疑點；⑥按照顏振華、李周文的敘述，涉案房屋已經交付，在物業處變更房屋戶主名稱、新房主自行繳納物業費用顯屬易事，但自2017年2月22日涉案房屋變更為李周文至今已一年有余卻未予變更，顏振華、李周文對此解釋為李周文將顏振華所繳物業費匯給了顏振華家人，但顏振華、李周文并未提交證據佐證，本院無法采信其陳述，只能認為物業繳費的資金仍出自顏振華，是出賣人顏振華所繳。房屋已經出賣卻替買受人繳納物業費，同樣有悖情理；

通過審查顏振華、李周文簽訂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的背景可以看出，顏振華存在消極并逃避承擔賠償責任的可能，再對比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的主要內容、物業繳費情況竟發現與顏振華、李周文自述之間存在多達六處違背日常生活經驗及正常交易法則的矛盾和疑點，而顏振華、李周文簽訂買賣涉案房屋合同并變更登記的行為客觀上起到了阻止涉案房屋用于給付賠償金的效果，這些情節環環相扣顯然均指向一點，即顏振華、李周文惡意串通簽訂買賣涉案房屋合同應是可以肯定的事實；進一步而言，顏振華、李周文簽訂買賣涉案房屋合同其自述是以房抵債，而上文已分析不論是合同簽訂的背景、合同的主要內容及物業繳費等情況均存在諸多有悖一般邏輯及情理的情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之規定，顏振華、李周文對以房抵債的自述應承擔舉證責任，否則應承擔舉證不利的后果。但顏振華、李周文在本案一、二審審理過程中均未提交證據證明，又未能對以上所列六項疑點給出合理解釋并舉出相應證據予以佐證，因此應由顏振華、李周文承擔舉證不利的后果，即顏振華、李周文關于雙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屬以房抵債之陳述缺乏證據支持、沒有事實依據。根據以上分析，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四條：“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并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之規定，應認定顏振華、李周文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存在惡意串通且損害了吳啟軒的合法權利。李周文、顏振華以其不存在惡意串通損害吳啟軒合法權利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顏振華、李周文上訴請求均不能成立，應予駁回；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注解]

司法實踐中，對合同外第三人是否有權以原告身份起訴請求確認他人合同無效存在肯定說、否定說兩個界然對立的意見；既使持肯定意見的法官，也對惡意串通的舉證及認定往往亦認為存在較大困難。本案就是一起合同外第三人以合同雙方惡意串通損害其合法權益為由主張他人合同無效的案例。本案一、二審爭議焦點亦為以上兩點。二審判決圍繞爭議焦點，對以原告身份起訴請求確認他人合同無效的法律依據以及如何認定惡意串通進行了較為完整的論述，對同類型案件的裁判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下文對有關問題做進一步論證。

一、合同外第三人有權主張他人合同無效及合同外第三人以原告身份起訴的資格審查

（一）合同外第三人有權以原告身份提起請求確認他人合同無效之訴

對合同外第三人以原告身份起訴主張他人合同無效持否定說的理由大體有二：一是合同具有相對性；二是合同外第三人的權益受損可以通過債權人行使撤銷之訴予以救濟，而允許合同外第三人提起無效之訴會擾亂正常的交易秩序，為惡意訴訟及濫用訴權者所利用。

1、關于合同具有相對性的問題。一般而言，合同之債具有相對性，它只對雙方當事人有效，因此，合同以外的第三方若進行合同之債的起訴當然沒有訴權，應依法裁定駁回起訴。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合同雙方若存在“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等情形的合同無效。無效合同自始無效，自然不受合同相對性約束。除合同相對方可主張合同無效外，法院或仲裁機關可依職權主動審查，從訴訟權利上講，權益受損的合同外第三人當然可主張合同無效；另一方面，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之表述，未對可主張他人合同無效的主體做出規定，應認為任何人均可主張他人合同無效，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也當然享有實體上的訴權。

2、不允許第三人提起合同無效之訴存在實體不公。無效的合同與可撤銷的合同都存在違法性，但由于無效合同之所以無效，是因其內容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或公序良俗而被法律否定，合同可撤銷則是指重大誤解、顯失公平訂立，以及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顯然無效合同比可撤銷的合同的違法性要重的多，應給予更高更周全的保護。從法律規定而言，撤銷權的范圍只限于撤銷“債務人放棄到期債務或無償、低價轉讓財產的行為”，主張合同無效之訴，受損害的第三人有權主張合同無效、返還財產、賠償損失。況且撤銷權適用除斥期間，無效之訴一般適用訴訟時效保護。顯然，主張合同無效對債權人的利益保護要周全得多。而現實中他人之間簽訂的合同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十分常見，如善意占有人及當事人的繼承人等等，若他人之間簽訂的無效合同，只損害到該第三人的利益，法院或仲裁機關很難發現、判斷。再者，仲裁及訴訟程序實行不告不理原則。不允許該第三人提起合同無效之訴，將無人啟動無效之訴，更阻斷了第三人訴訟維權的路徑；

3．允許合同外第三人提起無效之訴，不存在擾亂正常的交易秩序，為惡意訴訟及濫用訴權者所利用之憂。雖然任何人均有提起訴訟的權利，但其起訴是否被法院受理，則需審查是否符合起訴的條件，只有符合起訴條件的合同外第三人的訴訟才會進入訴訟程序。因此允許合同外第三人提起無效之訴并無擾亂正常的交易秩序，為惡意訴訟及濫用訴權者所利用之虞。可見，合同外第三人有權以原告身份提起請求確認他人合同無效之訴。

（二）合同外第三人以原告身份起訴的資格審查。

關于起訴的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二）有明確的被告；（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四）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顯然，只有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才具備適格原告的資格。

由于合同外第三人主張他人合同無效是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因此合同外第三人與本案有否直接利害關系，實際是審查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包括財產權、人身權或其他民事權益是否受到他人合同的侵犯或者與他人合同發生了民事權利義務上的爭議。因實體上是否受到他人合同的侵犯，而且必須是他人合同的雙方“惡意串通”導致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等情形的合同才能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被認定為無效，需通過審判才可認定，因此立案前對于合同外第三人與本案有否直接利害關系，是否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權益的審查只能是形式審查，簡而言之，只要第三人能證明其與本案有一定利害關系的，就應當認定原告主體資格適格。

本案顏振華駕車致傷吳啟軒發生交通事故，顏振華應負事故主要責任，顏振華對吳啟軒負有民事賠償義務。吳啟軒以顏振華、李周文惡意串通，簽訂房屋買賣合同，規避賠償義務損害其利益為由提起請求確認顏振華、李周文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無效之訴，其已提供了法院作出顏振華向吳啟軒賠償損失630707.75元的生效判決等初步證據，證明了其與顏振華、李周文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存在一定利害關系，應認為吳啟軒原告主體資格適格。

二、惡意串通地認定

1、主張他人惡意串通損害其利益的當事人一方的證明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依照下列原則確定舉證證明責任的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一）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產生該法律關系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二）主張法律關系變更、消滅或者權利受到妨害的當事人，應當對該法律關系變更、消滅或者權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可見，合同外第三人以他人合同損害其利益為由請求確認合同無效之訴，根據上列法律規定，合同外第三人對自已權利受到他人合同損害的基本事實負有舉證證明的責任。

由于合同是相對方簽訂的，合同外第三人不可能參與，客觀上使其發現并提供證據證明合同雙方惡意串通存在困難，一般所提供的證據大多為間接證據，提供直接證據的可能性很小。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九條規定：“當事人對欺詐、脅迫、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以及對口頭遺囑或者贈與事實的證明，人民法院確信該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應當認定該事實存在”。根據該規定，顯然當事人對惡意串通這一待證事實的舉證責任，只要能夠證明存在惡意串通可能性，且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當事人既完成了其對惡意串通這待證事實的證明責任。

同時，鑒于當事人對惡意串通事實的證明舉證上存在客觀困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六條將“（四）當事人有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可能的”歸入“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無需依照當事人的申請，應當主動依職權調查收集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證據。因此，對法律規定的上列案件，人民法院在當事人提供了可以初步證明存在惡意串通證據的情況下，可主動依職權調查取證。由于此類案件當事人所能提供的證據大多為間接證據，證明效力不高，因此在法庭審理中應向雙方詢問事件的前因后果，注意發現案件細節中的矛盾和不合理之處，并追根問底排除合理懷疑。

2、惡意串通損害當事人利益的認定

由于合同雙方惡意串通簽訂合同的目的在于規避責任，合同雙方一般會刻意掩飾其目的的違法性。正是因為其強烈的目的性，此類案件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一些惡意串通簽訂的合同單獨看似乎沒什么問題，但合同的內容及在簽訂合同的過程中往往會留下些許不合邏輯或情理之處的珠絲馬跡，對這些矛盾當事人又常常不能給出合理的解釋;同時，既然惡意串通簽訂合同的目的在于規避責任，那么此類案件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在于，合同一方必然與權益被侵犯者的合同外第三人存在民事權利義務爭議，且合同外第三人的民事權益因合同的簽訂履行而受到侵害。 

因此，在審查是否惡意串通損害當事人利益時，一是應審查合同，二是看證據包括其陳述有否不符邏輯不合情理之處，是否能做合理說明，且有證據佐證。具體而言，審查合同如下情況：簽訂的背景、合同的主要內容、合同是否完整履行，包括合同中雖未約定但通常情形下按照雙方所簽合同的內容必然需履行完成的后續手續的實際履行情況，其履行是否符合通常交易或日常生活經驗，以及合同若成立是否可能達到合同外第三人權益將全部或者部分無法實現等情況，并從中發現邏輯及情理矛盾之處，要求當事人做出合理說明并舉證證明。在綜合以上情況的基礎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四條：“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并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之規定，做出是否惡意串通損害當事人利益的認定。

本案中，吳啟軒對于顏振華、李周文簽訂涉案房屋買賣合同是否存在惡意串通這一待證事實，負有舉證證明存在惡意串通可能性的責任。吳啟軒舉出已生效之顏振華負有向吳啟軒承擔賠償義務的判決等證據。二審法院從吳啟軒提交的證據入手，認真研究了涉案合同簽訂的背景及顏振華的種種行為，得出顏振華存在消極并逃避承擔賠償責任可能的判斷，再對比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的主要內容、物業繳費情況竟發現與顏振華、李周文自述之間存在多達六處違背日常生活經驗及正常交易法則的矛盾和疑點，而顏振華、李周文簽訂買賣涉案房屋合同并變更登記的行為客觀上起到了阻止涉案房屋用于給付賠償金的效果，顏振華、李周文對以上不合邏輯及情理之處又不能給出合理解釋并佐證說明。這些情節從不同側面指向部分案件事實，形成了環環相扣的鏈條，均指向一點，即顏振華、李周文惡意串通簽訂買賣涉案房屋合同應是可以肯定的事實；進一步而言，顏振華、李周文簽訂買賣涉案房屋合同其自述是以房抵債，而上文已分析不論是合同簽訂的背景、合同的主要內容及物業繳費等情況均存在諸多有悖一般邏輯及情理的情形，顏振華、李周文未能給出合理解釋。二審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作出顏振華、李周文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存在惡意串通且損害吳啟軒的合法權利的認定顯然是正確的。

來源：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  路小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