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萬某訴郵儲銀行揚州市曲江支行案一、二審審判結果差異體現了法官價值判斷差異，司法審判不僅僅需要實現個案的公平正義，更是要引導社會價值和推動社會發展。在眾多的司法審判實踐中，都要求銀行履行嚴格的審查義務，才有了現今銀行更加嚴格和完善的內部管理系統，只有讓銀行承擔嚴格的客戶身份識別責任才能加強金融系統基石的穩定性，維護金融有序發展。

關鍵詞：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客戶身份識別;審判價值導向

一、研究案例

(一)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3日萬某向揚州市法院起訴稱：其在郵儲銀行曲江支行辦理了存折，與郵儲銀行形成儲蓄存款合同關系，后存折款項40萬被郵政員工周某秘密竊取，請求判令郵儲銀行履行法定義務，向萬某支付存款40萬元及利息。

一審法院查明周某為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揚州分公司員工，謊稱自己是郵儲銀行員工并管理多個銀行網點，先后誘使萬某等多人辦理‘內部理財’或‘內部存款’。萬某將開戶存款業務交于周某代為辦理，周某辦理業務后將存折交給萬某但未告知其還辦理了銀行卡。后周某用上述銀行卡將萬某的款項支取轉走。一審法院認為，郵儲銀行曲江支行對于萬某損失的款項應根據其過錯程度承擔次要責任(30%)的賠償責任。《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儲蓄業務制度》第二百二十九條卡折合一戶處理特殊規定要求他人不得代辦，法院認定銀行開戶審查未盡到足夠審慎義務，是造成此次糾紛次要原因，而開戶人疏忽大意輕信他人構成主要原因。二審法院認為，郵儲銀行曲江支行對于萬某損失的款項應承擔70%的賠償責任。銀行未嚴格遵守工作流程和業務操作規范，未盡到嚴格的審查義務，對萬某損失的款項應承擔主要的賠償責任。萬某疏忽大意，輕信他人，未盡到自己的注意義務，應對造成的損失承擔次要責任。

(二)本案涉及的法律問題

本案系銀行開戶時未盡到嚴格的審查義務違規開戶掛卡致開戶人存折內資金被周某持卡轉走的情形下要求銀行賠償損失的案件。此案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中對于銀行開戶審查義務的司法判決結果不穩定的局面。二審中法院將是否盡到嚴格審查義務的舉證責任分配給銀行，二審法院認為主要責任在于銀行未盡到足夠審慎的審查義務判令銀行承擔主要責任。二審法院采用的是“傳統民法原理兼顧個人儲戶弱勢地位”的方式進行的裁決。查詢同類案例發現一些法律問題(1)儲蓄存款合同的法律性質;(2)儲蓄存款合同設立時銀行開戶審查義務的邊界;(3)司法審判結果不穩定體現司法審判價值判斷差異。

二、銀行與個人成立儲蓄存款合同后的權利義務關系

(一)存款合同的法律性質分析

存款合同是儲戶向儲蓄機構存入資金，儲蓄機構開具相關存單、存折或銀行卡等結算賬戶的證明文件給儲戶，存入的資金由儲蓄機構占有使用，儲戶可以向儲蓄機構要求兌付本金和利息的協議。[1]對于儲蓄存款合同的法律性質在法學理論界主要有：保管合同說、借貸合同說、混合合同說。[2]

筆者同意混合合同的觀點，儲蓄存款合同作為無名要式合同，同時具有委托代理合同和借貸合同的性質。在儲蓄合同業務中，儲戶和銀行就存款合同形成一致意思表示并簽訂儲蓄存款合同，存款合同成立，待儲戶將貨幣存入相應結算賬戶中，儲蓄存款合同正式生效。儲蓄存款合同是實踐合同，合同生效后，又體現了單務合同的特點，即僅銀行履行付款義務。

(二)儲蓄存款合同中銀行與個人的權利義務

1.銀行的權利和義務

根據儲蓄存款的概念、性質可知，銀行按照約定履行存款合同，在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前提下，按照儲戶的指示為儲戶辦理存款的支取、查詢以及貨幣的保管等服務。[3]與此相對應，銀行需保障儲戶享有以上權利，就要承擔嚴格審慎義務。在存款合同中，儲戶無法對銀行的交易系統或者交易規則有明確具體的認知，銀行在交易中管理和控制著整個儲蓄交易系統。銀行應根據交易內容，技術水平、交易風險等盡可能預見到各種后果，制訂相應的措施予以防范，這就是儲蓄機構的審慎義務。該嚴格審慎義務的履行既要看其內部規范、系統能力、技術水平也要看具體操作業務人員的業務水平和風險意識。銀行在與儲戶建立業務關系時承擔的審慎義務的主要內容就是對辦理存款業務的人或者單位的身份進行審核，即辨別該辦理業務的人員是否為儲戶或者合同的權利人。

銀行履行審慎的義務應當要符合法律法規中有關儲蓄機構審慎義務的規定[4]、要經儲戶同意和選擇，審慎義務的履行要通過可操作的技術措施而實現、同時必須是可舉證證明的，一旦出現糾紛，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可以通過證據證明在辦理儲蓄業務時儲蓄機構是否履行了審慎義務，是否識別出儲蓄辦理人，此證據可作為責任歸屬的依據。[5]

2.儲戶的權利和義務

儲蓄存款合同為實踐合同，儲戶與銀行之間就存款合同達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時存款合同成立，但是此時合同并未生效。儲戶將款項交給銀行后，存款合同生效，但儲蓄存款合同為單務合同，儲戶無合同義務，因此也沒有違反義務所要擔的法律責任。盡管妥善保管存折、銀行卡等支付憑證和交易密碼等是一般人都認為應當做到的行為，但卻并不是合同的主要義務，而僅僅是附隨義務。

(三)客戶身份識別制度下銀行審查開戶人身份審慎義務的邊界

1.美國對于客戶身份識別制度的相關規定

美國《1986年控制洗錢法》規定，任何個人到銀行開設賬戶，需提供個人身份證明和個人報稅號、住址、電話、個人職業信息和配偶等非常詳細的個人信息情況，如果歷年存在住址和單位的變更，甚至需要提供歷年變更的具體信息情況;任何實體到銀行開設賬戶，需提供實體的登記證明文件和報稅號、辦公地址、電話、業務歷史和負責人等詳細資料。[6]

2.英國對于客戶身份識別制度的相關規定

英國《1993年反洗錢條例》要求銀行在為所有客戶開立交易賬戶或與客戶建立業務關系時，都要核實客戶的身份。身份信息包括其姓名、曾用名、住址和出生日期，更改姓名和住址也要詳盡記錄。如果不能取得可信的客戶身份資料就不能開展業務。[7]

英國《2003年反洗錢條例》對身份識別做了進一步的規定，要求金融機構必須審慎的識別客戶身份：客戶如果不能提供詳盡的身份證明則應當拒絕與其交易，如果對已經獲取的客戶身份信息的準確性、充分性存疑則必須進行盡職調查。[8]

3.我國對客戶身份識別制度的規定

我國的客戶身份識別制度主要是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等法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雖然是為預防洗錢活動，維護金融秩序，遏制洗錢犯罪及相關犯罪所制定的法律，但是其中所規定的金融機構必須遵守的制度不僅僅只在于與針對預防洗錢活動而設立，而是為了維護整個金融秩序發洗錢法確定了金融機構必須建立的三大業務制度：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保存制度、大額和可疑交易報告制度。客戶身份識別制度應當是維護金融交易安全、保障金融秩序的基石性制度。在相關法律規定[9]中都說明了銀行在與儲戶建立業務關系時必須對客戶身份進行識別，所有金融機構均應嚴格遵守。對于客戶身份識別制度中的審查時嚴格審查還是實質審查，審查義務的邊界未形成明確具體的規定，故在實踐中會存在一些爭議，現司法實踐中多采用嚴格審查的觀點。

三、客戶身份識別制度下儲蓄存款合同的責任承擔影響因素

(一)歸責原則

歸責原則是確定行為人是否應當承當責任的法律原則，通常以行為人的主觀方面為標準。[10]法理中常用的兩大歸則原則為：(1)嚴格責任原則，不論當事人是否有過錯，只要不履行或者履行時不符合合同約定即構成違約，就要承擔違約責任，除非有法定或約定的免責事由。(2)過錯責任原則，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不符合約定時該當事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過失作為確定責任和責任范圍的依據。我國合同法總則相關條款中規定了嚴格責任，分則中對部分規定了過錯責任。合同法的一般原理認為，合同責任原則上是嚴格責任，在特殊情況下才是過錯責任。儲蓄存款合同作為無名合同，并沒有具體規定在合同法分則中。根據合同法的規定[11]，儲蓄存款合同糾紛適用嚴格責任原則。在我國的司法審判實踐中更多的采用的是嚴格責任與過錯責任相結合的歸責原則進行的司法審判。

最高院公報案例(2017)最高法民再174號案件中，最高院認為工商銀行該分行沒有盡到對儲戶存款的嚴格保障義務，亦沒有盡到嚴格的內部管理義務，致使內部管理出現了漏洞，銀行部分員工不嚴格遵守操作守則，未盡到最大的注意和風險提示義務，工商銀行該分行具有明顯過錯應承擔99%的責任。儲戶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將總計1450萬元巨額資金存入賬戶，沒有盡到相應的合理注意義務，存在一定的過錯應當承擔1%的責任，

筆者另查閱相關案例，發現銀行出現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時，常伴隨著多受害人多案損失現象，易形成系列案件。在江蘇省18年的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案件中，泰州等地亦出現具有極大相似性的系列案件。張某訴中國工商銀行廣源支行案中，泰州中院認為：由于銀行在我國金融系統中的地位和民眾對于銀行的信賴，在正常銀行業務中，儲戶只需盡到一般的注意義務。而對于非正常的業務，儲戶應盡到超過正常業務的充分注意義務。該案中，該銀行工作人員之所以能夠實施犯罪，主要原因在于儲戶基于工商銀行廣源支行的工作人員的身份關系產生信賴并疏于防范，導致款項被轉走發生財產損失。本案案涉財產損失的發生與該工商銀行支行對于員工的監管不力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銀行在本案中具有明顯過錯，應當對儲戶損失承擔85%的責任。儲戶未盡到充分注意義務，疏于防范，聽憑銀行該工作人員的指示在空白的轉賬憑證上簽名，導致了款項被轉走也存在一定的過錯，應承擔15%的責任。

筆者查閱了18年江蘇省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判決，在涉及到歸責原則時，法院說理部分均采用了分析各方當事人對于涉案損失發生這一結果的原因力大小來確定當事人的過錯程度，并以過錯程度來確定雙方責任。

筆者更同意審判實踐對于儲蓄存款合同糾紛所采用的歸責原則上的司法演化，以客觀情況具體分析原因力大小的方式確定各方當事人過錯的比例更有利于厘清事實關系，實現個案公平。

(二)舉證責任的分配

在合同糾紛中主要采用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是：誰主張誰舉證、舉證責任倒置、共同舉證三種方式。一般在合同中并不采用共同舉證的方式，對于一個事實只要求一方進行舉證，法官選擇共同舉證的一個重要理由是運用公平原則實現公平正義。對同一事實共同舉證有利于利益平衡，但在理論上有失偏頗，故實踐中對于共同舉證的方式采用并不多。

常用的舉證責任分配方式僅為前兩種即誰主張誰舉證和舉證責任倒置。通常對于舉證責任的分配采用的是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對于儲戶而言主張要求銀行承擔兌付義務，即應當舉證證明其與銀行之間存在儲蓄合同關系。而對于銀行方是否盡到審慎義務，舉證責任應在于銀行一方，在儲蓄存款合同中，雙方當事人雖屬于平等民事主體，但是在整個金融法律關系中，相對儲戶而言，銀行在信息技術、財力、人力等資源方面處于明顯優勢地位。當信息審查或風險防控的技術由銀行掌握，且銀行有能力加強金融交易的審查和監管時，銀行應承擔嚴格審查義務是否履行的舉證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觀點：查清存款被騙取這一結果的原因力的大小，確定儲蓄存款合同各方的過錯程度，法院以各自過錯程度來確定雙方的責任。對于查清案件事實，確定過錯上依賴于當事人舉證。儲戶需要舉證其在銀行設立了存款賬戶并存入了相關款項，依據該存款要求銀行付款時，銀行拒絕兌付。銀行則應舉證證明款項已被取走，若為他人取走，需證明銀行對于其向儲戶以外的人支付存款不存在過錯，否則，其拒絕兌付不能得到法院支持。[12]

就萬某訴郵儲銀行案中，萬某提供了存折即證明了其與郵儲銀行之間的儲蓄存款合同關系，不再有其他舉證義務。銀行需要舉證證明自己在開戶中確實盡到了嚴格審查的義務，并為萬某提供了安全的交易環境。

(三)銀行與個人開戶人的過錯程度的標準

我國現行民法對于過錯的程度區分和責任影響尚未作出明確的規定，對于過失標準和注意義務一般分為：(1)普通人的注意，即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的注意標準，違反即為重大過失;(2)同一注意，即普通人處理自己事務所需的注意義務，違反此義務為主觀輕過失;(3)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交易上的必要注意)，即交易中一般觀念上具有一定知識或經驗的人對于一定事件的注意，違反該注意義務為客觀輕過失。在存款合同糾紛中，銀行作為金融專業機構，具有專業知識和經驗，其應負的注意義務程度高于儲戶的注意義務程度，銀行應盡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儲戶缺少專業知識，且在交易中對于銀行有天然信賴，其應負同一注意義務。

對于過錯的程度很難有一個具體統一的量化標準，審判實踐中最后形成的判決文書里對于過錯程度和承擔責任的比例也多采用酌定的方式，而酌定的比例以法官內心確信作為依據，不同生活背景和審判經歷下，法官分析酌定責任比例是存在一定差異的，從這個角度看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但是如果法律對于過錯的程度進行細化規定，又會導致法律機械化，審判實踐對于法律的解讀和適用就失去了意義。過錯比例的量化標準缺失一方面有利于審判實踐中法官裁量權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出現。而這個問題確實是現審判實踐中很難解決的問題。

四、客戶身份識別制度的思考

(一)司法審判實踐引導社會價值取向和商業發展

萬某訴郵儲銀行案一、二審審判結果差異體現法官價值判斷差異，一審中法院認定郵儲銀行沒有履行嚴格的審慎義務承擔次要的30%的責任比例。而在二審中法院認定郵儲銀行應承擔70%的主要責任，其原因主要在于引導和要求金融機構嚴格履行審慎審查義務。郵儲銀行對于嚴格審查義務是存在明確規定的[13]，但是卻存在著嚴重的執行不力的問題。周某詐騙案中萬某并不是唯一的一個受害人，各網點涉受害者十余人且性別年齡各不相同，足見郵儲銀行的內部管理混亂，對于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執行上的管理漏洞，甚至在審判中郵儲銀行也不認同銀行應履行嚴格審查義務。其次合同的注意義務只是附隨義務而非主要義務，即使萬某才在輕信他人疏忽大意的情形，但詐騙犯罪中多存在受害人疏忽大意、逐利心態和行為，這不是詐騙犯罪成立的主要原因。

司法審判不僅僅需要實現個案的公平正義，更是要引導社會價值和推動社會發展。在眾多的司法審判實踐中，都要求銀行履行嚴格的審查義務，才有了銀行愈加嚴格和完善的內部管理系統。現今技術進步迅速，人臉識別系統已經應用十分廣泛，在大部分的銀行網點都安裝了相關設備配備以人臉識別功能，儲戶在銀行等機構開立個人結算業務時都需要持個人身份證在該設備前以規定的姿勢、角度和各種面部表情拍照留存，在人臉識別系統中進行比對，只有符合相似度要求的，客戶才可以辦理相關業務。技術的進步既有助于銀行自身加強風險管理，也可以進一步提高法律法規的執行力。

(二)儲蓄存款合同中客戶身份識別的審慎義務思考

1.加強銀行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審慎義務的法律法規建設

我國法律法規并未對儲蓄存款合同中銀行審慎義務給出明確的定義，關于審慎義務現有規定的內容分散,不具體,不成體系,尤其在法律法規層面。[14]對于客戶身份識別制度的規定缺少具體明確的執行依據，由于缺少法律的依據,司法實踐部門處理此類案件有較大分歧,判決易存在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結果不穩定情形。建議加強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對于開戶審查義務作出明確的規定。筆者建議相關立法明確客戶身份識別的實質審查義務，而非單以司法審判實踐中主流觀點嚴格審查義務作為標準。明確銀行的客戶身份識別實質審查義務才能要求銀行系統依法建立強有力的內部管理和風險防控制度，且從現今技術角度看也存在可行性，明確實質審查義務有助于根本上減少該類糾紛的出現。

2.司法部門在具體司法實踐中的規范審判

我國目前涉及到的關于儲蓄存款合同糾紛客戶身份識別制度相關審慎義務的司法認知,停留在個案層面上,司法審判上還未建立起成熟的規則和指導的原則。司法部門在認定銀行義務時缺少統一的認定原則，對于責任承擔比例上差異較大。如果有了詳細明確的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執行細則的話，則根據具體的案件情況,成熟的指導原則下可以考慮儲蓄合同主體雙方的認知能力及交易的習慣作出認定。

3.銀行強化金融法律學習和內部管理制度建設，切實履行責任

儲蓄合同糾紛的一個最大的責任主體在于銀行等金融機構，只有在執行層面切實履行了嚴格的規定，才能夠維護交易公平，保障社會金融秩序。銀行等機構應加強內部管理和責任意識，建立統一完善的客戶身份識別制度和識別系統，并嚴格要求履行，配合以技術改進,確保不存在識別瑕疵，減少糾紛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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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國人民銀行(銀發[1997]363號)《關于加強金融機構個人存款業務管理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銀發[1997]339號)《關于大額現金支付管理通知》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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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第十六條、十九條、二十條;《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第九條;《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開立、轉賬、現金支取業務管理的通知》[2011]116號文件;國務院(285號令)《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關于加強金融機構個人存取款業務管理通知》;《人民幣銀行結算管理辦法實施細則》;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

[10]張廣興.債法總論[M]，法律出版社1997.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合同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合同，使用合同法總則規定，并可以參照合同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相類似的規定

[12]劉德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觀點集成(第二版)商事卷[M],2014.

[13]《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儲蓄業務制度》第229條卡折合一戶處理特殊規定為：“(一)已開立個人結算賬戶存折的客戶可以申領綠卡(綠卡通卡、副卡除外)，申領綠卡時須驗證賬戶對應的有效實名證件、存折和存折密碼，他人不得代為辦理申領手續;……”

[14]我國儲蓄存款合同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為《合同法》、《商業銀行法》及《儲蓄管理條例》。另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查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關于執行儲蓄管理條例的若干規定》、《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關于辦理存單掛失手續有關問題的復函》、《關于儲蓄存單、存折密碼更換手續有關問題的批復》、《銀行卡聯網聯合安全規范》中也有一些關于儲蓄機構審慎義務的具體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