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法官是帝國的王侯。

                                     ——【美】沃德金

引言

回顧歷史十年時間，2006年深圳中級人民法院5名法官先后被“雙規”或逮捕，將司法腐敗問題推向了風口浪尖，隨后而來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奚曉明落馬，讓司法公正的形象跌落谷底，反觀現實，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到今天，為了維護司法公正的形象，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健全一套法官懲戒機制就顯得迫在眉睫。

2016年7月實施的《關于建立法官、檢察官懲戒制度的意見(試行)》及《四五改革綱要》確立了懲戒委員會，《五五改革綱要》發布，讓司法懲戒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一、案例分析：錯案追究制造成法官的職業風險底有多大？

【案例一】2014年12月15日，內蒙古高院以原審判決和裁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宣告呼格吉勒圖無罪。2016年2月1日，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分別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之規定給予27位責任人警告及記過處分，甚至追究刑事責任。作為2014年十大法治影響力案件，為案件終身負責制烙下深刻的時代印記。[（1）張  文：《呼格錯殺案與死刑廢止》，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3期，第17頁。]

幸運的是呼格案已經沉冤昭雪，也讓我們看到了，錯案追究制作為一種倒逼機制，倒逼著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變得更加的小心謹慎。這種機制讓每一名法官在審判過程中都要面對著被問責這條紅線。誠然這樣的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其滯后性。不論呼格案還是筆者并未提及的聶樹斌案、趙作海案等冤案，為什么冤案的平反都是要以“亡者歸來”或者是“發現真兇”為前提呢？是要歸因于時代的局限性嗎？答案不得而知。而對于什么是“錯案”，標準仍舊模糊。有學者從解釋學的立場考察后，發現我國的錯案責任并不是以結果追責[（2）樊傳明：《追究法官審判責任的限度—現行責任制體系內的解釋學研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1期，第70頁。]，且錯案追究制度會讓行政化色彩越加濃烈，在現在去行政化的今天，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此案背后，也讓我們看到，法官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沒有做到最大化的認真負責，面對著這種情況，在當時的情況下，做出警告、記過甚至追究刑事責任的處罰并沒有任何異議，但如果將此案放在今日，這些負責審判的法官應當受到怎樣的懲戒呢？

【案例二】2001年9月27日，廣東省四會市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李兆興起訴張坤石夫婦等民間借貸糾紛一案。經質證，張坤石稱借條系李兆興持刀威逼所寫，但未能提交證據證明。根據證據規則。主審法官莫兆軍判令被告承擔還款責任。2001年11月14曰，張坤石夫婦服毒自殺。2001年11月15日，公安機關傳喚馮志雄、李兆興：兩人承認借條確系威逼所寫。2003年４月24日，肇慶中院開庭審理法官莫兆軍玩忽職守案，最終做出無罪判決。[（3）曹紅軍：《結構與續造：現行刑事錯案責任追究機制之完善》，載《尊重司法規律與刑事法律適用研究（下）—全國法院第27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831頁。]

看到這樣的案例，即便是莫兆軍法官被判處無罪，筆者還是會感覺非常痛心疾首。法官作為公務員隊伍中特殊的群體，承擔著更大的職業風險，莫兆軍法官從案件判決之后，遠離了曾經最愛的法律行業，也許不踏足“江湖”，才能更安穩的生活。在當時的環境下，沒有法官懲戒委員會的建議，沒有監察委員會的調查，在輿論的壓力下，對法官的迅速的裁判，也許是當時最好的平復輿論方式。雖然被判決無罪，但是這樣不經過具體的調查和認定，直接判決的方式，大大增加了法官的職業風險。可以看出法官懲戒委員會就顯得尤其重要。2016年《意見》的實施初步確立了懲戒委員會，其中第十條規定了：法官、檢察官違反審判、檢察職責的行為屬實，懲戒委員會認為構成故意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案件錯誤并造成嚴重后果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應當依照有關規定作出懲戒決定，并給予相應處理[（4）《關于建立法官、檢察官懲戒制度的意見(試行)》第十條。]。

回到本案，莫兆軍法官是否構成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并且造成嚴重后果，在所不論；我們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將此案放在今日，莫兆軍法官的行為理應先受到法官懲戒委員會的評價，而不會直接接受審判，也許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可以讓其保留住對自己熱愛職業的最后一份堅持。

二、俯瞰困境：法官懲戒制度與監察制度在我國運行之現狀

司法改革到今天，對員額法官的司法懲戒應當由懲戒委員會來進行初步認定給出建議，再由法院內部監察機構作出懲戒決定，而監察委員會同時對法官的違法違紀行為可以直接作出懲戒決定，兩種懲戒制度在我國運行困境和現狀又是什么呢？

（一）法官懲戒制度運行之困境

法官懲戒是指“法定機構對違反法定義務的法官通過法定程序予以追究與制裁的活動。[（5）全  亮：《法官懲戒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頁。]”從《四五改革綱要》以后全國各地省級法院幾乎都設置了法官懲戒委員會，但仍是同體懲戒的模式。這樣的模式又有哪些弊端？

1.調查主體的權利配置。《五五改革綱要》要求在省級法院全面設立法官懲戒委員會。但是懲戒委員會沒有調查權，只有建議權，可以對法官是否應當懲戒及懲戒方式作出建議，法院內部的監察部門應根據建議作出懲戒。而法院內部的監察部門有調查權，在“人情”社會關系中，法官的內部懲戒制度往往就淪為了“自我檢討”這種無足輕重的懲罰模式，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建立這種內部懲戒機制，極有可能造成法官群體內部的官官相護，腐敗劣跡的隱瞞，出現更多的司法腐敗產生源和增長點。[（6）崔曉鵬：《從同體懲戒到異體懲—法官懲戒委員會運行模式之構建》，載《山東審判》2016年第3期，第19頁。]”監察制度改革之后，監察委員會也成為了擁有調查權的主體，即不論員額法官還是法官助理亦或是司法行政人員都是其監督的對象。在實踐中就出現了所謂的“雙軌制”。如何在實踐中讓二者有效對接，就成為了筆者本文要討論的問題。當然懲戒委員會的人員配比也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筆者認為，如果不吸納更多的法律界以外的人士參與其中，就很難對事實作出最為客觀的判斷。

2.錯案追究制的缺陷。聯系本文開篇的兩個案例，對于何謂“錯案”，認定標準不一，導致了法官面臨的被懲戒的風險增大。比如廣東省在2005年就出臺了錯案標準，認為事實認定或適用法律上存在差錯就是錯案，具體而言，被改判、發回重審和被投訴有質量問題的案件都要被納入案件質量監督管理的范疇。[（7）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法院案件質量監督管理暫行辦法》，2005年4月16日印發。]而河南、天津等地的認定標準也各不相同。在面對哪些案件是“錯案”的問題上，不管采用何種判斷標準，都需要首先證明前案的判斷錯誤而后案的判斷正確，即將前后兩個判斷進行對比，若后面一個判斷較之前面一個更加接近客觀事實，則得出前者的判斷為“錯案”之結論。[（8）張  瑩，冀宗儒：《法官職業倫理責任制的構建—由錯案追究制所帶來的困境談起》，載《河北法學》2019年第4期，第111頁。]回到現在，規定了重大過失也構成了追責的理由，但是何謂重大過失，也沒有明確的認知，很容易就回到以結果論的老路上。

3.法官懲戒委員會功能不足。根據司法改革的要求，設立法官懲戒委員會，但是并沒有賦予其應該有的調查權，也就是說，其必須依附于法院內部監察部門的調查給出相應的專業性建議的權力，但是這樣的建議其并沒有對事實的參與感，建議的質量也就會大打折扣，而對于這樣的建議法院是否應當采納，如果不采納，又會造成何種后果？而監察委員會又可以直接作出懲戒的決定，并不依附于懲戒委員會的建議，這樣的懲戒割裂了二者之間的聯系，也是本文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二）我國監察制度的運行現狀

1.我國監察制度改革基本完成。2018年3月，隨著監察委員會的設立以及《監察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監察制度改革的基本完成。此次監察體制改革意在加強對所有行使的公職人員的監督，實現國家監察全面覆蓋，深入開展反腐敗工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9）《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總則第一條。]從這里也能明顯的看出，監察制度所針對的對象，是所有行使公職的人員，那么法官作為行使公職的人員，同樣的也應當受到監察機關的監督。監察制度是為了懲治腐敗分子，監察制度運行一年多以來，對非犯罪問題的處置包括如下手段：對違法行為較輕的公職人員進行批評教育、責令檢查、予以誡勉；對違法公職人員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等政務處分決定；對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負有責任的領導直接作出問責決定；對經調查不存在違法行為的公職人員則撤銷案件并通知其所在單位。在犯罪層面，對涉嫌職務犯罪的公職人員，經調查認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的，制作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并移送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提起公訴。對于涉嫌非職務犯罪的，則移交公安機關進行處理。[（10）吳建雄：《監察委員會的職能地位與實現路徑》，載《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7年第2期，第7頁。]

2.監察制度對于法官懲戒制度的影響。監察制度的對象是所有的公職人員，也就是說法官作為一名普通的公職人員，應當受到監察委員會的監督，同時法官作為一名特殊的公職人員，也應當受到法官懲戒委員會的監督。從價值取向上來說，監察委員會的目的是懲治腐敗，通過對職務犯罪以及違法違紀行為進行監督和懲處，來保證公務員隊伍的純潔性，而法官懲戒委員會目的則是通過對懲戒法官違法違紀行為以及職務不端行為作出建議，來提高法官個人的職業道德水平，保障法官的辦案質量，維護法院的外在形象，提高司法公信力。雖然在監督的對象上有重合的部分，但是監察委員會與懲戒委員會互相獨立，價值追求也各有不同。可以說，監察制度是對法官提出的一個最低標準，是不可逾越的紅線，而法官懲戒制度是對法官提出更高的要求，是提高案件質量的內在動力，二者應當是相互促進的關系。已經完成改革的監察制度，無疑會推動法官懲戒制度繼續發展。但當權力重疊的時候，應當如何處理呢？

三、現實圖景：法官懲戒制度與監察制度銜接之必要性分析

我國現行的兩套制度，都對法官的行為有著強有力的監督作用，但在實際工作當中，為何要讓兩套制度同時運行呢？

（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基于對國外法官懲戒制度的考察

1.德國。法官的懲戒制度有兩大特色: 標準的雙重性和渠道的多樣性。所謂標準雙重性，是指法官懲戒程序既受《德國聯邦紀律法》的調整，又受《法官法》的規制。前者的適用對象是公務員，而后者是法官。所謂渠道的多樣性，是指德國法官的懲戒機制相較于美國的法官職業懲戒機制層次更加豐富，范圍更廣泛，分為三層: 紀律處分、刑事制裁以及彈劾。[（11）方  臻：《德國職業法官懲戒機制的探析》，載《法制博覽》2019年第4期，第38頁。]德國法官的懲戒事由比較豐富，例如在實踐中，法官接觸所謂的紅燈區、在政治活動中未能保持中立都有可能受到懲戒。[（12）向雪寧：《德國法官懲戒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制度特征》，載《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第143頁。]德國追究法官因職務犯罪行為而引起的刑事責任，既可通過國家政治機構做出決定的彈劾程序，也可通過懲戒法院的懲戒程序。[（13）唐海山、趙杰宏：《我國構建法官豁免權制度的必要性分析—以司法責任終身制為語境》，載《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第6頁。]

2.美國。聯邦法官是終身任職的。但是面對法官有重大犯罪行為的時候，《憲法》同時規定了對法官的彈劾程序。面對法官的不端行為時，《司法行為與能力喪失法案》明確規定，任何人若認為法官實施偏見行為，均可以提出投訴，由聯邦巡回法院首席法官做出裁決。[（14）李賢華：《域外法官懲戒組織的設置及其運行》，載《人民法院報》2015年7月3日第8版。]懲戒的主體分別是聯邦法官的懲戒主體為司法委員會、各州法官的懲戒主體是懲戒委員會或者特別懲戒法庭。

3.臺灣地區。臺灣地區對法官懲戒的主體是職務法庭。一般來說，對于法官的懲戒首先要經歷彈劾程序，然后才能已送職務法庭來進行審判。臺灣的司法院可以依職權主動調查法官是具有違法違紀的行為，也可以由司法院移送監察院進行審查處理。司法院移送法官懲戒案件到監察院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條是由司法院下設的法官評鑒委員會報請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審查，另一條就是司法院經人事審議委員會審查決議后逕行移送監察院。[（15）林  鴻、鄭清賢、陳  石：《司法體制改革語境下大陸法官懲戒制度之重構—以海峽兩岸法官懲戒制度比較為視野》，載《廈門特區黨校學報》2016年第4期，第72頁。]如下表：

（表1）

（二）不可或缺—基于我國現有兩種制度銜接必要性分析

1.法官職業特點決定了兩種制度必須“雙軌”進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中，政法機關是僅次于軍隊的掌握國家暴力機器的組織機構。[（17）周尚君: 《黨管政法: 黨與政法關系的演進》，載《法學研究》2017年第1期，第197頁。]”法院作為政法機關的主角之一，法官的身份有著多重的屬性。首先“‘法官也是干部’這一事實決定了法官在行使職權時始終離不開人民法院乃至整個國家權力體系的影響[（18）黎曉露: 《論我國法官的角色定位》，載《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1頁。]，法官作為行使國家公權力的人員，應當是一名公務員。其次法官又具有著政法干警的屬性。最后法官是具有專業知識的人，而在法院內部工作的其他工作人員包括了法官助理及司法行政人員，他們的懲戒應當按照監察法的規定，進行處理。多重屬性決定了法官不可能僅僅由法官懲戒委員會來監督其工作，還要一種外部的機構同時來進行監督，那么我國的監察制度的確立就有效的解決了這個問題，達到了內外監督的目的。

2.監察制度的全覆蓋性要求在法官懲戒制度運行的同時，也需要監察制度在外部做好監督工作。法官行使的對案件的審理權，源于法律的授權，只要有權力運行，就應受到相應的監督。[（19）陳銘強：《法官懲戒雙軌制探析—以對“兩個意見”的文本分析為線索》，載《法治論壇》2018年第4期，第301頁。]由此看出，法官在行使其職權的過程中，必須受到監督，法官懲戒委員會其實質作為法院內部的懲戒機構，仍具有同體懲戒的性質，所以更要有外部的監督懲戒制度，才能夠保障權力運行的正規化。

3.員額法官終身負責制。讓“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這是司法改革到現在一直以來的要求。賦予了裁判者充分的權力，但是同時也讓裁判者有了更大的責任。在這種責任體系下，如何認定“錯案”就顯得極其重要，也必須要采用更為嚴苛的標準。而兩種制度同時運行，在嚴格保證案件質量的同時，也會大大降低法官被直接懲戒的風險，避免莫兆軍案再次重演。

總而言之，兩種制度同時運行會更加有利于保障我國的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保障對法官懲戒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四、革故鼎新：法官懲戒制度與監察制度銜接之構想

在上文中，筆者已經通過案例，分析了兩種制度的價值取向，并從德、美及臺灣地區法官懲戒的相關經驗，說明了兩種制度并行的必要性。那么如何搭建兩種制度運行之間的橋梁呢？

（一）宏觀構建—建立中國特色的“雙軌”懲戒機構模式

我國的法官懲戒應當結合我國現實國情，不可完全照搬照抄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模式。應建立起中國特色的懲戒模式。

1.懲戒主體。我國現有的懲戒主體分別是監察委員會及法院內設監察機構。法官懲戒委員會根據法院內部監察部門的調查事實，通過自己的專業認定，給出相應的建議。筆者認為，應當把時間的節點拉回到2018年監察制度建立之時，2018年之前設置的法官懲戒委員會在法院內部，從本質上說，仍屬于同體懲戒，而且在懲戒的對象上看，只針對的是員額法官。在監察制度確立之后，監察委員會作為獨立于法院的外部機構，監察制度的全覆蓋性針對的就是包括員額法官以及法院的其他公職人員，如法官助理，形成了實踐中的“雙軌”現象。

2.懲戒事由。有學者提出了與錯案追究制度完全不同的法官職業倫理責任制。職業倫理的邏輯則在于通過對法官職業行為的規范和對法官隊伍的建設，正向的引導法官行為，讓法官從思想到行為上自覺形成遵守職業倫理及法律規范的習慣。[（20）張  瑩：《法官職業倫理責任制的構建—由錯案追究制所帶來的困境談起》，載《河北法學》2019年第4期，第113頁。]但是筆者想結合此項模式，提出更為完善的“不當行為模式+結果模式+職業倫理模式”三位一體的認定標準。不能單純的僅僅以“結果模式”來認定是否應當懲戒法官。行為能力是以自己的行為獨立地完成審判活動，這就應該從品行操守、法律素養、邏輯思維、理性水準、職業倫理等方面設定嚴密的、可操作的行為規格。[（21）徐顯明：《司法改革二十題》，載《法學》1999年第9期，第7頁。]包括法官在業務上表現出的職業技能及法官職業內外的行為所顯示出的法官品行與操守，如果某種情況明顯表明法官行為能力的缺失，就應當受到相應的懲戒。[（22）雷婉璐：《我國法官懲戒事由模式的現狀與趨向—以司法體制改革為背景》，載《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40頁。] 

（圖1）

3.懲戒措施。法官作為特殊的公務員群體，所以懲戒措施也應當更突顯其身份的特殊性。具體制度構建如下 ：一是申誡，主要針對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影響不大的情形；二是罰款，主要針對涉及財產的情形，可以單獨也可附加適用；三是免除員額法官，主要針對不再適宜擔任員額法官的情形；四是撤職，主要針對情節嚴重的情形，撤職期限在 6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恢復職務需要向法官懲戒委員會提交申請并獲得通過；五是開除，主要針對涉及犯罪的情形。[（23）賈升宗：《法官懲戒制度改革背景下紀檢監察程序與法官懲戒程序有序銜接機制研究》，載《山東審判》2017年第5期，第71頁。]

（二）微觀運行—實踐中法官懲戒制度與監察制度有序銜接

在上文的敘述中，筆者已經詳細闡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官懲戒“雙軌”宏觀模式，下面就可以從微觀角度去討論到底在運行的程序上，法官懲戒制度與監察制度如何做到有序銜接。

1.啟動程序。每級法院內部都設有監察部門，來處理法院內部相關懲戒工作。根據最新司法改革的要求，部分地方司法機關的紀律監察機構已經轉隸到監察委員會，不再屬于司法系統，從而導致司法機關內部紀律監察機構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24）秦前紅，劉怡達：《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人民法院監察制度述要》，載《現代法學》2018年第4期，第4頁。]一旦監察機構轉隸，并接受監察機關的領導，則其調查行為即屬于監察機關的調查行為。[（25）謝小劍：《司法改革中的司法懲戒：進步、問題與出路》，載《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年第2期，第78頁。 ]

如果依申請啟動，實際上就是任何組織或者公民都可以向法院內部的監察部門亦或是監察委員會遞交相應的證據，進行投訴，而懲戒委員會只是審議機構，不直接接受申請，且其沒有調查權，所以不能夠直接向其申請。除了監察委員會依職權啟動程序外，還設置了違法審判責任啟動的初步審查認定程序。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實施意見（試行）》第 34條，人民法院監察部門具有司法責任追究的調查權。根據相關規定，這個新的程序的提起應當由本院院長委托審判監督機構或者提請審委會初步認定，由法院層報到省級監察部門，由省級監察部門匯報到懲戒委員會審議，如果認為應當追究違法審判責任，由懲戒委員會應當給出建議，內設監察部門應當啟動此程序。

2.審查程序。不論依據是依職權亦或是依申請啟動了程序，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審查。《法官懲戒意見》關于“法院為調查主體”的規定顯然與監察法相悖，需作適當修改。應該修改為按照干部管理權限或問題類型由地方監委與法院內部監察部門分別行使調查職責，這樣既緩解監委辦案壓力，又充分發揮了法院內部監察部門的監察作用。[（26）趙曙君：《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對完善法官懲戒機制的思考》，http://www.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175688，2019年6月8日最后一次訪問。]《監察法》第11條規定了監察委員會有權直接對違紀行為直接作出處分決定，并不用經過懲戒委員會或是法院。監察委員會擁有調查權，而懲戒委員會沒有此權力，所以在此時會顯得有些被動。但是其自身固有的專業性，在審查程序中必不可少，其應給出專業的建議。當然在司法實踐中，法院亦或是監察委員會是否應當按照建議的內容作出決定，還沒有明確的定論，但是筆者認為，如果懲戒委員會給出了相應的建議，應當按照建議的內容作出相應的決定，才能更好的發揮懲戒委員會的作用，否則其建議就會流于形式。

3.認定程序。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懲戒委員會所做的就是在經過論證之后給出建議。實踐中，實際做出懲戒的部門是否應當根據建議的內容作出決定，還沒有明確定論，監察委員會則可以在調查之后直接作出懲戒的決定。

筆者認為，監察委員會亦或是法院內設監察部門固然有調查權也有做出懲戒的權力，但是在此之前，均應聽取法官懲戒委員會的建議。法官作為特殊的群體，對其監督的部門也要是特定的法定機構來行使監督權；懲戒委員會行使的建議權，不僅僅是對法官道德標準的高要求，更是降低法官職業風險的多一層保護，因為懲戒委員會會經過專業的審議，根據事實來判定是否應當懲戒或如何懲戒，而這種專業的建議能力，是做出懲戒決定部門所不具備的。誠然，我們應當承認的是當下法官懲戒委員會的建議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落實，所以筆者建議，在對法官做出懲戒決定之前，如果沒有經過懲戒委員會的審議并提出建議，那么懲戒部門將不能做出懲戒決定，若直接做出懲戒決定，應當同程序性制裁理論一樣，此決定將歸于無效。唯有如此，才會大大提高懲戒委員會的法律地位，也會讓懲戒委員會的建議不會流于形式，更會讓法官的職業風險得到最大程度的控制。筆者還要說明的是，應當“誰啟動誰負責”，由啟動程序的部門負責做出決定。在決定做出之后，應當向法官懲戒委員會備案登記。對于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員的懲戒，應當由監察委員會或法院內設監察部門直接做出，而為了以后在入額時作為考核的標準，也應當在法官懲戒委員會備案。

4.救濟程序。如果被懲戒的法官對于懲戒委員會所做出的懲戒建議不服，有權向中央設立的國家懲戒委員會申請復議。國家的懲戒委員會所做的決定則具有終局性。

圖2（二者銜接圖）

（三）彌補不足—法官懲戒制度不斷進階

兩種制度銜接已經初具模型，但運行過程中仍舊需要配套制度的“精裝修”。第一，要不斷優化懲戒委員會成員的人員構成，并且希望在未來賦予懲戒委員會調查權，才能更好地保障懲戒委員會發揮其應有之作用。第二，《懲戒意見》規定當事檢察院、當事檢察官可以向懲戒委員會提出異議，這說明懲戒委員會有事實認定權 。[（27）葛  琳：《檢察官懲戒委員會的職能定位及其實現—兼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司法責任追究的獨立性》，載《法學評論》2018年第2期，第94頁。]同理法院和法官也具有異議權。 第三，懲戒委員會給的建議應當采納，否則直接做出的懲戒決定將歸于無效。當然這也是筆者的期許，希望在未來的立法中予以明確規定。最后，仍要不斷完善懲戒的對象以及救濟程序，不僅僅是員額法官，法官助理也應當納入到制度體系的范圍內，如此一來，才會構成更加完善的懲戒體系。

結語

雖然在司法實踐當中仍有或多或少的問題存在，但讓人欣喜的是，可以明顯看到司法改革的進步，“即使一個總體上說來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萬能的，不存在只有好處沒有缺點的制度。[（28）蘇  力: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頁。]”在《五五改革綱要》的指引下，司法責任制會更為扎實的落地生根，法官懲戒制度作為司法責任制的核心之一，也會在這場改革中生個發芽。（ 陜西省寶雞市金臺區人民法院 劉沛宏）

來源：寶雞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