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提供勞務者受損害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因勞務市場的多元化發展，用人單位與提供勞務者之間關系形式多樣，有納入工傷保險統籌范圍，有明確承包形式，有明確承攬形式，有明確屬于雇傭形式等，對于此類案件，因法律有明確規定，比較好處理，但更多案件受害者與用人單位之間關系不明確，特別是介于雇傭關系與承攬關系之間，難以區分責任，處理難度大。主要表現為：

一、受害者與承包人關系不明確，如本院受理原告郝寬訴被告興和縣建安公司及第二施工隊雇員受損害賠償糾紛一案，原告郝寬常年從事木工活工作，2012年4月份到承建住宅樓工程建設的被告第二施工隊負責人問是否需要木工。之后，被告聯系原告郝寬，同意郝寬為其干木工活，雙方口頭協商每平米價格    元，每完成一層樓房算一次報酬。之后原告又聯系十余人進行施工作業。

2012年5月26日，原告在施工中，將左手姆指鋸傷，住院治療后評定為九級傷殘，訴至法院要求被告賠償醫療費、殘疾賠償金共計173262.3元。庭審中原告主張，原被告雙方系雇傭關系，雇員在雇傭勞動過程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不能舉證證明雇員存在過錯或重大過失，雇主應承擔賠償責任。被告則主張原被告之間是承攬關系，原告憑借自已的技術承攬了被告的木工活，其工作量，人員調整不受被告支配。且支付工資形式是完成一定工作支付一定價款，符合加工承攬的特征，原告在所承攬的工作中遭受人身損害，被告作為定作方不承擔責任。

二、工程層層分包，合同約定不明確，或根本沒有合同約定，事故發生后，相互推卸責任。如本院受理王關成訴李啟、王宏偉、齊占祥、黃愛平等人提供勞務者損害責任糾紛一案，王宏偉蓋建煤廠，將工程承包給齊占祥，齊占祥又將工程轉包給李啟和黃愛平，李啟和黃愛平又找了其它五個人，共同進行施工，平均受益，李啟等七人又雇傭了原告王關成等人做小工。原告干活時，因所建的車庫墻倒塌，致使原告嚴重受害。原告訴至法院要求幾被告連帶賠償各項損失共計380000元。而被告方相互推卸責任，認為都與己無關。

三、賠償數額高，判賠難度大。如本院受理原告冀占強與被告黃寶宏提供勞務者受損害責任糾紛一案，原、被告口頭約定，原告給被告兩間門臉房刮膩子，價款為1000元。由被告提供材料，原告自帶工具進行作業，在刮膩子過程中，原告不慎從登高架摔下，造成顱腦損傷，構成五級傷殘，訴至法院要求被告賠償各項損失，共計630000多元，而被告主張，雙方系承攬關系，不予賠償。

通過以上幾個案例，所反映出的爭議焦點有二。

一是，原、被告雙方系勞動雇傭關系還是加工承攬關系。

二是，賠償責任如何確定。

針對第一個爭議焦點，首先要正確區分勞動雇傭關系與加工承攬關系：

從法理上講：

雇傭合同，是雇員從事雇主授權或指示范圍內的生產經營或其他勞務活動，雇員獲得勞務報酬，雇主獲得雇員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利益的勞務活動的約定，在民法體系中屬于勞務合同。雇主雇傭他人從事勞務活動，本質上就是要通過使用他人勞動擴大雇主的事業范圍或活動范圍，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雇主對雇員有選任、指導、監督、指揮、管理的義務和權利。雇傭關系中，雇主處于支配地位，雇員則處于被支配的從屬地位。雇傭合同中，雙方當事人的法律主體地位形式上平等，但在合同履行中，雇主與雇員之間的主體身份是不平等的。

如第一個案例，從形式上看，原告承攬了被告部分木工活，且自帶工具，自己雇傭干活人完成一定工作，領取報酬。符合承攬形式。但事實上，在建筑行業，除重包者、輕包者外，一般勞務者均屬雇傭關系，他們的工作受建筑承包商的指派，接受監督，管理、其地位是從屬的被支配的。并且雇主通過他們的勞動獲得較大的利。雖然在工資支付上，他們僅與一人聯系，但所有干活人同工同酬，所領取的報酬雖不是工資形式，但相當于工資數額。無利潤可求。由此可見原、被告雙方系雇傭關系。

承攬合同，是承攬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某項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報酬的合同。承攬合同在民法體系中屬于勞務合同中的只完成工作的合同，合同當事人雙方所注重的是承攬人的人力、技術、設備(工具)、資源等勞動條件，勞動條件決定承攬人的工作成果，成果質量具有決定定作人期待的利益保障和承攬人獲取報酬的雙重屬性。承攬合同具有四個顯著的特征：一是承攬人的工作過程不受定作人監督、指揮和管理，由承攬人按合同標的獨自完成工作達到成果質量。二是承攬合同標的的特定性，承攬人交給定作人的工作成果必須是合同指定的、滿足定作人特殊需要的物或產品。三是承攬人交付定作人的物或產品是合同約定由其獨自完成的勞動產物(成果)，而不是市場供應采購的物品。四是承攬合同的紛爭只體現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工作成果的數量、質量、交付成果時限和報酬給付等所造成損失方面的賠償，一般不涉及人身損害方面的賠償之爭。如第三案例，從表面看，原告給被告干活過程中遭受人身損害。屬雇傭關系，但事實上刮膩子行業。提供勞務者，往往是通過自己的技術和勞務給對方完成一定工作，交付對方使用，并領取報酬。被告僅對原告的工作成果及工作質量進行監督檢驗。原告完成工作不受被告的支配指示，二者之間的地位平等，雙方系承攬關系。而第二個案例，根據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既有承攬關系又有雇傭關系。如李啟等5人與齊占祥之間屬承攬關系，而原告與李啟等人系明顯的雇傭關系。

明確了二者的區別，如何確定賠償責任，審判實踐中做法各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承攬人在完成工作中對第三人造成損害或者造成自己損害的，定作人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定作人對定作、指示或者選任有過失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承擔賠償責任。

基于以上規定，只要明確了雙方關系，對于勞務者的損害賠償，雇主全額賠償，定作人不予賠償，對此，筆者不完全贊同。對于明確的雇傭、承攬關系或者有明確的合同約定，如雇員或定作人沒有過錯則應依照以上法律規定，確定責任進行賠償。如第二案例，雇傭關系與承攬關系明確但它又不符合《解釋》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即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雇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因此本案中9被告應對原告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審判實踐中往往是關系不明確，介于二者之間，法院僅根據承攬與雇傭的概念，形式要件進行套用歸類以求得法律上的支持，如本文第一案例與第三案例。承擔賠償責任，應因案而異。無論是雇傭關系還是承攬關系均屬于勞務合同關系。在損害賠償方面應根據提供勞務與接受勞務一方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如第一案例，歸類于雇傭關系，首先確定雇主的責任，但從案例中不難看出原告在完成工作中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并利用自己的職業技術，從事勞務活動，應知悉操作規程，具有安全注意義務。如非因雇主的責任遭受人身損害也應承擔一定的責任，當然根據雇傭關系大框架，從保護弱勢群體出發，盡量減少雇員的損失。第三案例通過分析歸類于承攬關系，首先確定承攬人的責任，但承攬人因人身損害損失達60多萬元，而該案是原告在被告房屋中進行作業，被告應進行必要的監督。本案被告雖未提供證據進行證實，但事實上，原告醉酒工作，致損害發生。被告在主張指示選任方面存在一定過錯。應對原告的損失承擔相應的補償責任。

來源：烏蘭察布市興和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