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提要：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當前刑事審判中最重要的改革，已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2018年3月，監察體制改革也取得實質性進展，《監察法》的出臺對我國反腐敗法治化制度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監察委的調查權實質是職務犯罪的偵查權，監察委與檢察院、法院將組成職務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的偵訴審三機關，從監察體制改革及《監察法》的具體內容來看，《監察法》對律師介入、調查人員出庭均未作明確規定，監察委調查案件具有封閉性，缺乏外部監督，加之監察委的政治機關定位、反腐敗協調小組協調個案的弊端，在職務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可能出現新的“調查中心主義”，將對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造成巨大沖擊。當前，法院需在以審判為中心改革背景下貫徹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落實辦案人員出庭制度；嚴格證據標準，落實疑罪從無原則；推進庭審實質化，貫徹直接言辭證據原則。下一步，以審判為中心改革背景下監察體制改革之應然構想應是：建立檢察權引導調查行為的審前程序；在調查階段賦予被調查人獲得律師辯護權。

以下正文：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理念，司法機關就掣肘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尤其是被詬病已久的“偵查中心主義”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三項規程的試點、擴大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等都穩步推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草案也將上述內容納入，可以說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已取得重大突破。而另一項重要改革——監察體制改革，2016年試點以來，在2018年取得實質性成果，《監察法》的出臺實現了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全覆蓋，對構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機制，形成反腐敗斗爭的壓倒性態勢具有重要意義。鑒于監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將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調整到監察委，與原紀委、行政監察機關的調查權合并為監察委的調查權，在職務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監察委、檢察院、法院將組成新的刑事訴訟格局，本文將從監察委調查權的屬性、對《刑事訴訟法》的沖擊等方面提出“調查中心主義”概念，并論述當前法院應對措施及監察體制改革的應然構想。筆者擬通過上述審思，對以審判為中心改革背景下監察體制改革提供些許參考建議。

一、困境：“調查中心主義”的提出

2017年底，《監察法》草案一經出臺，就引發學者廣泛討論，這其中涉及到監察體制改革的合憲性問題，但更多法學專家針對調查權的本質、留置措施的適用、調查階段辯護人的介入等方面提出意見，認為監察委的調查權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相沖突，憂心監察委的調查權一家獨大，將在刑事訴訟中出現新的“調查中心主義”。

（一）調查權的權力屬性解析

隨著檢察機關反貪反瀆、預防腐敗等部門轉隸到監察委，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與行政監察部門的行政調查權合并，新的調查權應運而生。《監察法》第十一條將調查權寫入監察委的具體職能，根據本條，監察委的調查權是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進行調查的權力。從法條的表述來看，監察委的調查權本質是包含職務犯罪偵查權在內的職務違法、違紀調查。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檢察機關行使職務犯罪偵查的職能部門全部轉隸到監察委后，檢察機關已不具備職務犯罪的偵查權，《刑事訴訟法》也即將對此作出修改，而職務犯罪的偵查權并不會消失，也即一同調整到監察委；其次，監察委所行使的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職務違法、犯罪的調查權，及對涉嫌職務犯罪的，將調查結果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提起公訴的“求刑權”（1）與職務犯罪的偵查權無異；再次，《監察法》在第十九條至二十七條，規定了監察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可以依法采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等措施。其中，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就是《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偵查措施，而這些偵查措施明顯嚴厲于原《行政監察法》中規定的檢查、暫予扣留、留存、責令不得處置涉案財產、責令做出解釋和說明、查詢存款等調查措施，屬于國家的偵查權。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監察委的調查權中針對職務犯罪的部分與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偵查權無異。監察案件的調查程序與刑事偵查程序在職務犯罪案件的審前階段發揮著實質意義上的相同作用。（2）但是卻變更名字出現在《監察法》中，不受《刑事訴訟法》規制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能夠受到有效約束，這值得我們研究。

（二）調查權對《刑事訴訟法》的沖擊

監察委、檢察院、法院已組成職務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的偵訴審機關，監察委辦理案件遵從《監察法》，法檢兩家則遵從《刑事訴訟法》，《監察法》與《刑事訴訟法》的銜接問題，即是刑事訴訟中調查權與檢察權、審判權的關系問題，這其中又具體涉及到人權保障、證據標準等問題。《刑事訴訟法》經過兩次大修，保障人權的理念已成熟，《監察法》新出臺，并規定了不受《刑事訴訟法》制約的調查權，已有不少學者表示了對調查權可能侵犯被調查人人權問題的擔憂，更有學者用監察委員會對《刑事訴訟法》的“沖擊”來表述可能出現的新情況。（3）

1、《監察法》對律師介入未作規定，調查權缺乏外部監督，與《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脫節。《刑事訴訟法》賦予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辯護的權利，其中，《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刑事訴訟法》關于辯護權的規定體現了司法文明和法治的進步。目前，幾乎所有國家（地區）的憲法和刑事訴訟法均把嫌疑人和被告人獲得辯護的權利視為其最基本的訴訟權利。（4）但《監察法》對此卻未做規定，與當前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刑事審判理念相背離，調查權缺乏外部監督，與《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脫節。

2、留置措施違反比例原則，調查權權力過大，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相脫節。《刑事訴訟法》根據被告人的犯罪情節、人身危害性及可能判處的刑罰等因素，設置了五種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其中，公安機關采取拘留措施，最長三十日內必須報請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檢察機關不批捕的，公安機關應立即變更強制措施；檢察機關批捕的，偵查羈押期限最長不能超過七個月。（5）《刑事訴訟法》關于強制措施的規定，充分體現了比例原則，（6）《監察法》只規定了留置這一種嚴厲的限制被調查人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有違比例原則。根據《監察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留置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延長一次，延長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留置措施是監察機關為了將“雙規”措施納入法治軌道而設置的，有進步意義，從其規定的留置時間、留置場所來看，其在強制性上已超過拘留措施，與逮捕措施有著相同的實質。但留置措施只需要經過上級監察委決定，與《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脫節。

3、《監察法》對監察委辦案人員是否出庭未作規定，調查權缺乏制約，與《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脫節。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首次規定了偵查人員針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問題可以出庭說明情況，這對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具有重要意義。2018年初在全國試行的“三項規程”，進一步細化了偵查人員出庭的程序，（7）并將此作為推進庭審實質化，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但《監察法》對監察委辦案人員是否出庭未做規定，從監察體制試點改革期間的做法來看，山西省委政法委牽頭制定的《省委政法委統籌指導政法機關支持配合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意見》，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監委辦案人員出庭作證的請求，可以不予支持。（8）那么，職務犯罪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人申請排除監察委收集的證據時，人民法院能否要求監察委辦案人員出庭，將與《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脫節。

（三）警惕“調查中心主義”

“調查中心主義”脫胎于“偵查中心主義”的說法，提法雖新，但概念容易理解。在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大潮下，曾經高效打擊犯罪，但也客觀上左右起訴、審判活動，甚至造成一些冤假錯案的“偵查中心主義”已廣受批判。在對“偵查中心主義”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當下，“調查中心主義”需引起司法機關的警惕和重視。通過《監察法》的出臺及監察體制改革的成果、監察委的職能配置來看，筆者認為，在職務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可能出現新的“調查中心主義”，將對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造成巨大沖擊，司法機關應著重警惕。有學者指出，改革后的新反腐體制，檢察權和審判權恐無法對職務犯罪偵查權形成有效的制約。（9）

首先，監察委員會定位于反腐敗工作機構，代表黨和國家行使監督權，是政治機關，不是行政機關、司法機關。（10）2018年修訂的《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監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察機關。可見，監察委是平行于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監察機關，結合監察委融合了行政檢察部門監察職能、檢察院職務犯罪偵查職能、紀委紀律監察職能，其權力體系完整廣泛，且強大于司法機關，監察委主任也通常由紀委書記兼任，（11）其地位和權力也高于兩院兩長。

其次，監察委的調查權具有封閉性、缺乏外部監督性、缺乏辯護性特點。《監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監察委立案調查職務犯罪案件僅需本委決定，并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對監察委調查行為的任何監督權力，其調查案件具有封閉性和缺乏外部監督性的特點。職務犯罪的隱蔽性特點決定了監察委調查案件時對口供的高度依賴性，甚至超過一般犯罪中偵查機關對口供的依賴。案件到監察委后，辦案人員必須第一時間突破被調查人的口供，因此，《監察法》對律師介入持回避態度，導致被調查人在調查階段不能獲得律師的辯護權，其收集的言辭證據的客觀性和合法性將受到質疑。加之，和逮捕具有同質性的留置措施得不到檢察機關的有效監督，將來，很有可能出現不受監督的調查權。反而是監察委能夠通過對行使公權力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的監督，實現對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監督。

再次，反腐敗協調小組協調案件將有甚于政法委協調案件制度。反腐敗協調小組機制自1996年提出以來，在打擊職務犯罪領域起到重要作用，但我們也要看到以會議形式協調案件可能造成夾生飯判決的弊端，在政法委協調具體案件下，全國出現了趙作海案、佘祥林案等多起冤假錯案。可以預想到，在權力更勝政法委的監察委主導下的反腐敗協調小組，在協調個案過程中，將比政法委協調案件有過之而無不及。之所以協調案件，正是因為案件程序、證據等方面存在問題，而為了能夠達到協調的結果，監察委擁有的強大的監督、調查權是否會倒逼檢察機關、審判機關按照監察委意志辦案，面對權力集中，監督范圍覆蓋全部審判人員、檢察人員的監察委，法檢還能否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辦案，新的“調查中心主義”將否出現，這值得我們警惕。

二、規制：以審判為中心改革背景下法院當前應對措施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經得起法律的檢驗。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司法活動具有特殊的性質和規律，司法權是對案件事實和法律的判斷權和裁決權”。 以審判為中心符合訴訟規律、司法規律和法治規律，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改變，不能影響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法院在當前應全面貫徹改革措施，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背景下審理好職務犯罪。

（一）貫徹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落實辦案人員出庭制度

排除非法證據是防范冤假錯案，加強人權保障，倒逼辦案人員依法收集證據，進而有效約束調查權的最重要的手段。《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監察委承繼了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自然應適用于監察委調查階段取得的證據。“三項規程”的出臺對排除非法證據具有重要意義，規程中詳細規定了非法證據的種類、申請排非的程序。職務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及辯護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認為證據存在不能排除非法取證的可能性的，應嚴格按照《非法證據排除規程》啟動排非程序，注意審查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不能僅以辦案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作為排除非法證據的依據。

排非程序必然涉及到監察委辦案人員出庭的問題，從《監察法》的內容及監察體制試點以來的一些措施來看，監察委對職務犯罪的辦案人員出庭持否定態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上文已詳細分析，監察委的辦案人員本質是職務犯罪的偵查人員，其作為證據的直接收集者，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存疑時應當出庭說明情況。有學者指出，調查人員出庭應參照刑事訴訟法關于目擊犯罪的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以及對偵查合法性問題出庭說明情況的相關規定。（12）因此，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存疑時，人民法院應當通知監察委辦案人員出庭作證，并向其說明不出庭作證可能承擔的不利后果。據此，以法院為主導的司法審查尤其是非法證據排除機制，將成為制約監察委員會偵查權的主要方式。（13）

（二）嚴格證據標準，落實疑罪從無原則

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中規定了，要堅持證據裁判、疑罪從無原則，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沈德詠指出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其實質是在訴訟全過程實行以司法審判標準為中心。可見，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最終的落腳點是在刑事訴訟的全過程落實證據裁判標準。監察委作為職務犯罪的偵查機關，在收集證據時也應嚴格證據標準，《監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監察機關在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時，應當與刑事審判關于證據的要求和標準相一致。故起訴、審判階段對偵查的審查和對調查的審查并不因權力行使主體與內容的不同而有所區別，調查權與偵查權所需達到的刑事訴訟標準與程序規范具有相當的一致性。（14）因此，人民法院不管是根據《刑事訴訟法》還是《監察法》都應落實證據裁判原則，嚴格證據標準、堅持疑罪從無。

（三）推進庭審實質化，貫徹直接言辭證據原則

2016年，兩高三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落實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確保證據調查在法庭、控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在法庭。沈德詠指出，庭審是審判的關鍵環節、主要方式，只有堅持以庭審為中心，切實發揮庭審的決定性作用，才能推進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當前，法院要警惕卷宗主義在職務犯罪案件中盛行，力戒庭審形式化。

庭審流于形式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卷宗主義的盛行，而職務犯罪案件中的證人出庭率也一般低于其他刑事案件。上文已分析，基于監察委政治機關的定性，調查措施的嚴厲性、缺乏監督性，調查階段的證人證言可能會朝向有利于案件調查的方向發展，以書面為承載的言辭證據具有強烈的傳聞證據屬性，基于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審判理念，應確保證據以原始形態呈現在法庭。《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沈德詠指出，對于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出庭的證人、鑒定人出庭要件判斷宜形式化，只要控辯雙方提出申請，原則上應當通知證人、鑒定人出庭。法院除根據相關法律法規辦事外，遇到問題也要積極向黨委匯報，爭取黨委支持和紀檢監察機關理解、配合，切實實現庭審實質化。

三、架構：以審判為中心改革背景下監察體制改革之應然構想

現行的監察體制改革及《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將職務犯罪的偵查行為排除在《刑事訴訟法》的規制之外，這已與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初衷相背離。從邏輯上看，如果監察權具有偵查權的屬性，則應受刑事訴訟法，尤其是受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基本理念的調整，繼而，刑事訴訟法屬于監察權的法律淵源。（15）故將監察委對職務犯罪的調查行為重新納入《刑事訴訟法》的規制范圍，通過檢察機關的公訴權和法院的審判權對監察委的調查權形成有效制約，將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因《監察法》剛出臺，重新修訂或立即修改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但這并不必然導致監察委的調查行為就不能受到《刑事訴訟法》的規制。韓大元教授就提出，根據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對《刑事訴訟法》是否適用于監察活動做出解釋。基于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大背景，筆者從調查權運行的應然角度構想如下。

（一）建立檢察權引導調查行為的審前程序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精神要求，檢察機關應對偵查機關偵查行為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進行實質性審查，并進行引導，監察體制改革后，出現新的刑事訴訟格局，檢察機關從提起公訴的法定職權及法律監督機關的法律定位，天然的應對監察委調查的案件進行上述審查，重點審查調查行為的合法性，嚴格按照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審查監察委移送的證據。

首先，進行立案監督，利用比例原則審查留置措施的正當性。調查行為是否合法應從立案監督入手，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的規定，對監察委進行立案監督。有學者提出，防止權力隨意轉換使用，可以依靠檢察機關介入開展監督制約，對先以職務違法案件立案，后以職務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或者先以職務犯罪案件立案，后以職務違法案件處置的，應當實行檢察機關備案監督制度。（16）因留置措施具有與逮捕的同質性，故留置措施應在監察委正式立案后采取，在監察委初核階段不能適用。即使立案后的案件也不是全部都適用留置措施，只有滿足證據要件、刑罰要件、必要性要件等適用逮捕措施的條件才能適用留置措施。從法治發展的應然角度構想，留置措施的審批權最終還是應歸到法院或者檢察院；（17）而留置場所應設置在看守所，以保證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室對監察人員的訊問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

其次，以非法證據排除入手強化檢察機關的事中監督。《刑事訴訟法》修改草案第二條保留了檢察院在訴訟活動中對司法工作人員實施非法拘禁、刑訊逼供等侵犯公民權利行為的偵查權，因監察委的調查行為本就是職務犯罪的偵查行為，故檢察機關對監察委在調查過程中侵犯公民權利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等行為也具有偵查權。另外，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應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監察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強化檢察機關的事中監督。這也與《監察法》第三十三條，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案件處置的依據的規定相銜接。

再次，獨立行使公訴權，以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審查監察委移交的證據。檢察機關負責提起公訴，控制法院裁判入口的功能，就如同引擎“啟動”車子的功能一樣，無法想象其不存在。（18）故檢察機關應嚴格把握《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依法獨立作出起訴或者不起訴的決定。《監察法》第四十七條修改了草案之前提出的檢察機關在作出不起訴決定時“征求監察機關意見”的規定，更改為人民檢察院對于有《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不起訴的情形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依法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項修改尊重了檢察機關的獨立起訴權，對檢察機關嚴格把握證明標準，保證審查起訴的獨立性具有重要意義。但從應然的角度講，下一步，應該按照檢察機關就是公訴機關的思路去改革司法制度，建立以公訴職能為核心、主導的審判前程序。（19）

（二）在調查階段賦予被調查人獲得律師辯護權

獲得律師提供的辯護權已成為現代社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最基本原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指出，懲治職務犯罪雖然是偵查職務犯罪的最初動因，但在實施一系列懲治措施的過程中注重對被調查者人權的保障，這也是法治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20）在設立統一、獨立、高效反腐機構的各國或地區，亦非常重視嫌疑人的辯護律師參與。（21）秦前紅教授提出，調查活動要定位在刑事偵查范疇、律師介入不僅是優劣取舍的問題，還是底線問題。（22）陳光中教授更指出，在追究犯罪的程序上，應一開始就有律師的幫助，以求在源頭上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允許律師在被調查人第一次被訊問或者至遲在留置之后介入，否則就是在權利保障上的實質性倒退。（23）故從法治發展和人權保障的應然角度來講，應允許職務犯罪被調查人獲得律師辯護權，讓律師的介入打破調查行為的“封閉空間”。可以借鑒《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規定被調查人自第一次接受訊問或者被采取留置措施時有權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監察委在第一次訊問被調查人或者對被調查人采取留置措施時，應告知被調查人有權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以及為沒有能力委托律師的被調查人申請法律援助。

當然，也有學者提出，監察委的調查程序畢竟不同于刑事訴訟程序，在賦予被調查人獲得辯護權時應考慮到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嚴峻形勢。現階段，可先由各級監察委設立的法律顧問或公職律師為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被調查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等法律幫助，以實現被調查人獲得法律幫助權；在未來時機成熟時，再考慮被調查人聘請律師權利的實現。（24）這種做法也與域外設立值班律師在場制度的做法具有同質性，由值班律師對監察委辦案人員訊問被調查人進行見證，如在監控室觀看同步訊問錄音錄像，在被調查人的訊問筆錄及同步錄音錄像光盤上簽字確認無違法訊問行為，防止被調查人合法權益受到侵害。

結  語

審判不是閉門造車，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一定要看到監察體制改革對反腐敗法治化制度建設的重要意義，而《監察法》的出臺也采納了陳光中、韓大元等法學專家的一些意見，是值得肯定的，支持配合監察體制改革也是司法機關近期絕不能放松的事情。只是，即便是監察委調查的職務犯罪案件也不能凌駕于法律和審判之上，對監察體制改革法院要配合也要守底線。監察委調查結果應以司法機關認可為標準，預示著監察體制改革最終必然回歸到圍繞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框架下進行。（趙威）

來源：安徽省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