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單信用證(Letter of Credit，縮寫為L/C)，是國際貿易結算中占主導地位的一種支付方式，它是由開證行根據開證申請人(進口商)的請求，向受益人(出口商)開立的，在申請人要求的金額和期限內，當受益人提交議付的單據符合申請人的要求時，由開證行承諾付款的一種書面文件。{1}跟單信用證實際是以銀行信用代替了商業信用，只要受益人提供了符合跟單信用證要求的單據，即可向開證行要求付款，從而降低了貿易各方的商業風險，在國際貿易支付領域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從國內和國際立法角度而言，有關信用證的立法仍是一個不發達的領域，在信用證法律制度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由國際商會制定的《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國際商會第500號出版物)》(縮寫為《UCP500》)。它是規范跟單信用證運作規則的國際慣例，為各國所認可并適用。我國銀行跟單信用證業務運作一般也以該慣例作為主要依據。

　　跟單信用證交易的基本原則。

　　跟單信用證交易遵循的基本原則是獨立抽象性原則。獨立性原則，指跟單信用證獨立于其賴以存在的基礎合同，即使跟單信用證中包含有對合同條款的援用，開證行也與基礎合同無關，不受合同內容的約束。{2}開證行在收到受益人提交的單據后，經審核只要其表面上與跟單信用證條款相符，開證行就負有無條件的第一性的付款責任。開證行不能因當事人之間存在合同上的糾紛而拒絕付款，也不能因進口商即開證申請人破產等其他原因對抗受益人的付款要求。同樣，開證行支付信用證款后向進口商主張收款權利，進口商也不能以合同糾紛為由予以對抗。《UCP500》第三條對跟單信用證的獨立性原則作了詳盡的規定。{3}抽象性原則，指跟單信用證交易是獨立于基礎合同之外的單據交易，其所指向的標的是跟單信用證項下的單據，而不是具體的貨物，體現的是單據與款項的對流過程。信用證抽象性原則是其獨立性原則的延伸，根據該原則，銀行不必關心合同項下標的物是否實際與合同約定相符，只要單證表面相符，即應承擔付款責任。《UCP500》第四條、第十五條所規定的內容均充分體現了跟單信用證的抽象性原則，甚至還規定了銀行對單據有效性免責的事項。{4}

　　跟單信用證交易中欺詐例外原則形成的機理。

　　如前所述，獨立抽象性原則是跟單信用證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石，但正是由于跟單信用證所具有的銀行僅對單據不對貨物進行審核的這一特性，國際貿易中隨之出現了利用跟單信用證項下單據進行欺詐的現象。單據欺詐，通常是由受益人或受益人與承運人共謀，在單據上作虛假陳述或制作假單據的行為。根據《UCP500》的規定，受益人向開證行議付信用證款應當提交的基本單據是運輸單據(提單)、商業發票及保險單據。其中提單是承運人在收到受益人交貨時所簽發的收據，具有物權憑證的性質，是受益人憑以結匯的主要單據，也是實施欺詐行為的主要對象。由于跟單信用證欺詐具有高利潤、低成本及低風險的優勢，一些不法出口商利用日益發展的現代科技手段，偽造符合信用證要求的各種單據，表面上使議付單據與信用證相符，而實際以偽劣貨物或根本無貨等方式實施單據欺詐，從銀行騙取信用證項下的款項，使進口商遭受巨大經濟損失。

　　因此，為保護開證申請人即進口商及其他關系人的合法利益，跟單信用證交易中的欺詐例外原則也就應運而生。欺詐例外原則作為一種救濟措施，是指在確認跟單信用證獨立及抽象性原則的前提下，當有確鑿證據證明受益人存在利用單證表面相符運作規則進行欺詐的行為時，允許銀行可以越過獨立抽象性原則拒絕兌付；開證申請人也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突破信用證的獨立抽象性原則，禁止銀行對表面上與跟單信用證要求相符，而實際上是用以欺詐的單據予以支付或承兌。也就是說，在基礎交易存在實質性欺詐的情況下，可以構成信用證關系與基礎交易相獨立的例外。{5}欺詐例外原則的實質是為了防止受益人借助跟單信用證議付中單據表面相符的要求，而向開證申請人實施單據欺詐，其目的是保證開證申請人利益不受欺詐之害。

　　《UCP500》對跟單信用證欺詐例外原則并沒有作出規定，國際商會將信用證的欺詐和救濟問題留給各國國內法處理。美國是最早認可該項原則的國家，其在統一商法典中對欺詐例外原則及其操作進行了規制。美國法院在20世紀40年代審理的著名的SZTEJN V.J.HENRY SCHRODER BANING CORP.一案，開創了在跟單信用證欺詐情況下，法院頒布止付令禁止銀行按跟單信用證要求支付貨款的先例，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例。該案中買賣合同約定標的物為50箱豬鬃，盡管賣方提交的單據符合跟單信用證條款，但由于其所提供的貨物是一些毫無價值的牛毛和垃圾，開證申請人遂請求法院頒布禁令阻止銀行付款，并得到了紐約兩級法院的支持。審理該案的Shientag法官認為：“本案受益人有意不交付開證申請人所需的貨物，銀行在跟單信用證下責任獨立的原則不應擴展來保護喪失道德的賣方”。{6}由此可見，在跟單信用證交易中存在欺詐的情形時，作為信用證獨立原則的例外，不應再適用《UCP500》的規定，而應當采用公平合理的方式予以處理。

　　我國跟單信用證民事糾紛案件審判實踐中對欺詐例外原則的適用。

　　我國目前尚沒有調整信用證法律關系的成文法，實踐中的主要法律依據是1989年6月12日最高法院在《關于印發<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中所涉及的內容，其中明確：跟單信用證是獨立于買賣合同的單據交易，只要受益人所提交的單據表面上符合跟單信用證的要求，開證行就負有在規定的期限內付款的義務；如單證不符，開證行有權拒付，無需由法院采取訴訟保全措施；跟單信用證交易和買賣合同屬于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一般情況下不要因為涉外買賣合同發生糾紛，輕易凍結中國銀行所開立的跟單信用證項下的貨款，如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受益人是利用合同欺詐，且中國銀行在合理的時間內尚未對外付款，人民法院可以根據開證申請人的申請，凍結跟單信用證項下貨款；對遠期跟單信用證，如中國銀行已經承兌了匯票，人民法院就不應加以凍結；采取這項保全措施一定要慎重。由此可見，《通知》堅持了跟單信用證的獨立抽象性原則，也承認了欺詐例外原則，但同時強調欺詐例外原則作為一種法律救濟手段不可濫用，應當采取極為審慎的態度。只有在申請人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證明跟單信用證受益人進行欺詐，開證行尚未進行承兌的情況下，才能依法裁定采取凍結措施，以免給我國銀行的國際聲譽帶來負面影響。

　　對欺詐例外原則的適用，我國法院在民事訴訟中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經開證申請人向法院申請，由法院作出要求開證行停止支付跟單信用證款的裁定；二是法院可以在審理跟單信用證糾紛案件中，對是否構成欺詐行為作出認定，進而作出開證行是否免除付款責任的判決。

　　關于裁定停止支付跟單信用證款的措施。

　　在銀行審單過程中，如發現有欺詐行為發生，申請人向法院申請停止支付跟單信用證款的，國外法院采取的是向開證行下達禁付令的辦法，我國法院則是以裁定凍結跟單信用證款項下貨款的方式，實現及時制止跟單信用證欺詐行為的目的。

　　在考量是否采取該項措施的過程中，筆者認為審查的關鍵在于：首先，對欺詐行為認定的審查應當從嚴，證據應達到充分的標準，申請人應提交能直接證明受益人或第三人利用合同單據欺詐的證據，而不是基礎合同存在糾紛的證據或者僅僅是對欺詐可能的懷疑；其次，要充分兼顧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若在信用證議付過程中存在對欺詐不知情并按照信用證條款履行了付款義務的指定付款人等善意第三人的，開證行仍負有付款的義務，法院不應采取該項措施；在可轉讓遠期跟單信用證中，不應限制正當持票人的受款權利，若開證行已經電傳承兌或在票據上承兌付款的，以及匯票被正當貼現或轉讓的，也就是當信用證交易已轉化為單純的票據關系，匯票持有人向開證行主張付款時，開證行將負有票據項下確定的付款責任，法院也不宜采取司法強制措施；第三，由于該項措施的采取，必將產生相應的財產后果，甚至會涉及尚未發現的善意利害關系人，所以在進行審查的同時，應當責令申請人提供與止付信用證款金額相當的擔保，由其承擔因申請有誤導致的損害賠償責任。

　　在跟單信用證民事糾紛案件中適用欺詐例外原則的判決。

　　適用欺詐例外原則涉訟的跟單信用證民事糾紛案件，主要集中反映在受益人起訴要求開證行支付跟單信用證款的案件類型中。此類案件往往是因開證行以存在單據欺詐為由拒付在先而導致糾紛。筆者認為，法院審理該類案件的核心在于：首先，應當審查單據欺詐的事實是否成立。該項事實的證明責任在主張拒付信用證款的一方，通常即為開證行。其次，應審查受益人是否參與欺詐，或對欺詐事實是否知情，這是該類案件審查的關鍵所在。欺詐例外原則的適用除應具備欺詐行為成立條件外，還應當具有受益人參與欺詐或對欺詐知情的條件。值得借鑒的最為典型的判例是英國法院于20世紀70年代末判決的“美洲統一號”案。該案涉及承運人倒簽提單，而賣方確不知情，銀行以單據欺詐為由拒付，賣方遂向法院起訴銀行。一審法院認為，雖然承運人倒簽提單構成欺騙，但受益人并未參與欺騙，銀行應當付款。二審法院認為，在有第三者實施欺詐行為時，銀行不必向受益人付款。該案最終經英國上議院最高法院審理，支持一審法院的觀點，認為銀行拒付跟單信用證款，僅限于受益人在跟單信用證交易中進行了欺詐或受益人對第三者(如承運人)欺詐知情的情況。該案中賣方對第三者的詐騙并不知情，且本人未參與欺詐，因此銀行不應拒付。由此可見，即使欺詐行為構成，開證行并不當然免除付款的責任。只有在受益人參與了欺詐行為的實施，或對欺詐行為知情的情形下，開證行拒付信用證款的抗辯主張方能獲法院判決支持。

　　值得引起思考的問題。

　　開證行在審單過程中對表面相符的單據，發現可能存在欺詐的情形時，該如何處置？

　　首先，應當明確跟單信用證雖然是一項無先訴抗辯權的獨立于基礎交易之外的銀行付款保證，但是當銀行第一性的付款責任被欺詐行為利用時，教條式地堅持信用證的獨立抽象特性，顯然有悖于公平合理、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當存在單據欺詐行為時，即使單證相符，根據欺詐例外原則，開證行可以行使不予兌付的權利，這是在單據欺詐情況下銀行采取的一種救濟措施。然而，事實上開證行在單據表面與跟單信用證相符的情況下，援用欺詐例外原則直接予以拒付的事例并不多，開證行對此普遍存在消極的態度。筆者認為原因在于：一方面，銀行在有限的審單工作日中，獲取以證實欺詐存在的確鑿證據的可能性較小，難以形成欺詐成立的確信，在此情形下作為開證行徑行作出拒付的決定，往往會冒一定的經濟和信譽損失風險，難以避免日后因拒付不當而最終面臨被索付跟單信用證款并作賠償的局面；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欺詐例外原則在《UCP500》中并未涉及，且尚未被世界各國立法普遍認可。在《UCP500》第十五條中已經明確規定了銀行對單據有效性免責事項的情況下，銀行以欺詐為由拒付信用證款的決定，會因為缺乏充足依據而難以獲得完全的保障。

　　筆者認為，應當肯定銀行并不負有對單據欺詐事項的調查義務。只要銀行對單據已經盡了合理、謹慎的審查義務，對單據表面符合跟單信用證條款的，開證行向受益人付款后，根據信用證的基本法律關系原理，銀行有權利要求開證申請人付款，即使單據具有欺詐的事實，開證申請人不得以欺詐為由對抗開證行的付款要求。筆者建議，當銀行面臨可能存在的欺詐準備采取拒付手段時，應當充分借助司法強制措施，要求開證申請人向法院申請禁付令，或由法院針對個案作出欺詐存在的認定。在我國則可以采取向法院申請裁定凍結跟單信用證項下款項的措施，暫時不予支付跟單信用證款，或由法院判決開證行對跟單信用證款予以拒付，從而將開證行日后因拒付不當產生的風險責任降低到最低限度。

　　信用證關系人應增加防范意識。

　　就跟單信用證正常運作程序而言，信用證一經開立后，在開證申請人與受益人雙方需變更合同履行事項(如變更船期)時，通常應采用修改信用證條款的方式進行。在此情況下，受益人提交議付的單據真實地記載了合同實際履行狀況，并與修改后的信用證條款相符，從而使跟單信用證議付能順利進行。但是，實務中有的當事人雙方僅對合同履行事項達成變更合意并形成默契，而不對信用證相應條款進行修改。在這種情況下，受益人為使信用證議付成功，只能提交與未經修改的信用證條款相一致，但與合同真實履行狀況不符的單據。筆者認為，這是一種為求簡便而靈活處理單證以實現合同履行事項變更的方式，但這種方式的運用通常需建立在交易對方具有良好資信基礎之上。若交易對方存在信譽瑕疵，尤其是當貨價出現波動時，承擔付款責任的進口方一旦不愿付款，則會否認已經達成的變更合意，提出議付單據記載內容與實際履行事實不符，進而以存在信用證單據欺詐為由，對抗受益人的付款請求，最終給受益人造成不必要的訟累和損失。由此可見，加強對交易相對方的資信審查是不容忽視的環節，對相對方的資信度缺乏足夠了解的情況下，即使已數次修改跟單信用證，當合同履行事項再次發生新的變更時，仍應采取修改跟單信用證的方式來確保交易安全及信用證議付環節的暢通。

　　【注釋】 {1}趙承璧：《國際貿易統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頁。

　　{2}蔡鎮順：《國際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頁。

　　{3}{4}梅清豪編譯、姚念慈審定：《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解釋與應用》，上海《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叢書》編纂委員會1993年版，第12頁、第16頁及第76－77頁。《UCP500》第三條a款載明，就其性質而言，信用證是獨立于其所基于的銷售合同或其他合同以外的交易。即使信用證中含有對此類合同的任何援引，銀行也與該合同毫不相關或不受其約束。因而，銀行依信用證所承擔的付款、承兌匯票或議付及/或履行信用證項下的任何義務的責任，不受申請人由于他與開證行或受益人之間的關系而提出的索賠或抗辯的約束；b款載明，受益人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利用銀行之間或申請人與開證行之間存在的合同關系。《UCP500》第四條載明，在信用證業務中，各有關當事人處理的是單據，而不是與單據有關的貨物、服務/或其他行為。《UCP500》第十五條載明，銀行對任何單據的形式、完整性、準確性、真實性、虛假性或法律效力，或單據中載明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殊條件，概不負責；對單據所代表貨物的描述、數量、重量、品質、狀況、包裝、交貨、金額或存在與否，或對貨物發貨人、承運人、貨運代理人、收貨人等其他任何人的誠信行為、清償能力、資信狀況，概不負責。

　　{5}金賽波：《中國信用證法律和重要案例點評》，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

　　{6}王傳麗：《國際貿易法——國際貨物貿易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2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