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韓文婷
摘要　虐待罪、故意傷害罪以及故意殺人罪均屬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從絕對意義上講，以上三罪各自具備不同的犯罪構成，彼此區別獨立。然而分則法條在規定具體犯罪時，難免存在競合和交叉，對于一個事實也難免多角度評價，因此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之間并非絕對意義上的非此即彼關系，在認定一個行為構成何罪應處何種刑罰時，必須打破思維定勢，根據實際案情選擇罪責刑相當的罪名定罪量刑。
　　關鍵詞　虐待罪　故意傷害罪　故意殺人罪
　　作者簡介：韓文婷，天津市西青區人民檢察院。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5）04-297-02
　　一、虐待罪的定義
　　自79年刑法分則規定虐待罪起，我國刑法界對于虐待罪定義的概述主要存在以下四種觀點：（1）虐待罪就是指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故意地對家庭成員進行肉體上或精神上的折磨，情節惡劣的行為；（2）虐待罪是指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經常以打罵、凍餓、強迫過度勞動、有病不予治療、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摧殘、折磨，情節惡劣的行為；（3）虐待罪是對家庭成員，進行經常性精神折磨和身體摧殘，情節嚴重的行為；（4）虐待罪即家庭里占優勢地位的成員出于控制和壓制的內因，經常性地、持久性地以任意方式對其家庭成員進行精神上的折磨和身體上的傷害，情節惡劣的行為。
　　上述幾種觀點都是從虐待罪的構成要件的整體出發，對虐待罪進行了闡述。首先，第一種觀點和第三種觀點的概括性比較強，細微區別在于第一種觀點特別強調了虐待行為的暴力或者非暴力手段，第三種并沒有特意將暴力性或非暴力性體現出來，當從虐待行為上看，暴力方式更為明顯、常見、非暴力形式更為隱蔽，但不能說暴力性手段給被害人造成的傷害就一定小于非暴力形式的虐待行為。
　　其次，與第一種和第三種觀點不同之處在于，第二種觀點和第四種觀點對虐待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進行了列舉，例如大罵、凍餓、強迫勞動、凌辱人格等等方式，這些具體的方式本質都是在肉體上或者精神上折磨、摧殘被害。而兩種觀點細微區別是，第四種方式對虐待行為的表現方式在虐待罪的構成上，作了進一步的限制，認為構成虐待罪的虐待行為應當是經常性的、持久的、以任意當時實施的，言下之意，非經常性的、非持久的、非任意的實施的折磨、摧殘被害人的行為不構成虐待罪。而第三種觀點僅將一個經常性作為限制虐待罪成立的條件，是否是持久的、是否是任意的，不是構成虐待罪必須考慮的前提。
　　對于虐待罪的定義，確實應當涵蓋虐待罪的構成要件的各個方面的同時，也應具有適當的抽象性。一個事物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多樣的，若定義細致到可能出現的具體表現形式，不能抽象出共性的東西，那便成了外延的具體羅列，失去了內涵本身整體界定作用；僅將外延作為內涵的基本內容，也使得內涵的表述成了一種循環解釋，自己解釋自己也毫無價值。結合上述觀點，筆者認為，虐待罪是指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進行肉體上、精神上的折磨、摧殘，情節嚴重的犯罪行為。
　　二、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之間的聯系
　　我們在討論虐待罪時，通常是將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間的區別作為研究和論述的重點。作為彼此獨立的罪名，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嚴重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的罪名有各自的特點，在行為發生的方式、伴隨的狀態、造成的結果、主觀故意的內容方面都有著本罪名獨有的特點，然而現存的區分標準雖有道理，但仍很難自圓其說。
　　有觀點認為，“從虐待罪的行為特點看，虐待行為具有經常性、一貫性，這是引起被害人致傷、致死的原因，一次虐待行為不足以構成虐待罪，更不足以造成死亡結果的發生；而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一次行為即可構成”。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并不能充分的解釋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之間的區別，反而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虐待行為與故意傷害行為、故意殺人行為之間的聯系：
　　首先，該種觀點認為經常性、一貫性是虐待行為的屬性，言下之意在于不具有經常性、一貫性的行為不會是虐待行為，而后，該觀點又出現“一次虐待行為”的字眼，前后矛盾的說詞，使得該論證缺乏說服力。筆者認為，虐待行為的本質是仍然是一種折磨他人、傷害他人的行為，經常性、一貫性確實是虐待行為常見的表現形態，但不是本質體現，即出現次數為的一也可能是虐待行為。
　　其次，筆者認為發生數量僅為一次的虐待行為是否真的不能構成虐待罪仍需探究，構成虐待罪要求行為人的虐待行為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發生的經常性、以及一貫性是評價情節惡劣的參考依據，但不能認定該依據是每個虐待罪案件必備的依據，該依據應當是一種選擇性的依據，對行為人具備的主觀惡性及其惡劣、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等情況，視具體情形仍有認定虐待罪的可能性。
　　再次，該觀點過于絕對的認定一次虐待行為不可能造成死亡結果。對于虐待行為的認定，人們通常關注的是虐待行為豐富的表現形式，而忽略行為本身的傷害他人的本質特征，既然是傷害他人的行為，造成的傷害的輕重程度都應包含在可能性之中，無法將死亡結果絕對的排除在虐待行為造成的結果之外。
　　最后，筆者也不能贊同論點中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僅由一次行為即可構成的說法，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通常是有一個傷害行為或是殺害行為構成，但是，傷害行為和殺人行為本身的表現形態可能不是一次性體現的，其中傷害行為以及殺人行為也可能是通過隱形的、慣常性、長期性的形態表現出來，最后造成被害人的輕傷以上傷害結果或者死亡結果。
　　這種通過行為表現特征來抽象的區別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觀點不僅不能起到區別作用，反而從另一側面證明了虐待行為與故意傷害行為、故意殺人行在表現形態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聯系關系。筆者進一步認為，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之間存在法條競合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交叉關系，在認定該行為構成何罪時，不能想當然的認為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是相互矛盾的罪名，即只要成立虐待罪就毫無構成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的可能性，必須根據實際案情選擇罪責刑相當的罪名定罪量刑。
　　三、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之間的區別
　　司法實踐中，認定行為構成何種犯罪，必須從兩方面進行，即罪與非罪之間的區別、此罪與彼罪的區別，而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都要通過具體行為與結果與各罪犯罪構成間的對應程度體現。
　　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之間的關系如同上述論述，絕不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矛盾關系，但不可否認作為各自獨立的罪名，不同犯罪的犯罪構成是不同的，但是針對一個行為符合怎樣的犯罪構成仍存在著個人主觀評價的角度問題。
　　首先，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之間的區別只能是相對的區別，在設置罪名上，各罪客觀行為關注的重點上看是有所差異的：虐待罪更加關注的是虐待行為自身的表現方式的多樣性，即通過可能毆打、凍餓、禁閉、捆綁、有病不給予治療、強迫高強度勞動等折磨行為對被害人的肉體進行摧殘，也可能通過侮辱、謾罵等方式對被害人進行精神上的折磨，虐待行為的表現形式是多樣，不管是通過有形的物理力對被害人進行折磨還是通過無形的方式對被害人進行精神的摧殘，本質都是對行為人人身權利的傷害，但這種傷害不是虐待罪本身關注的重點；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在關注行為自身體現的違法性的同時，更加關注的是故意傷害行為、故意殺人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輕傷以上傷害結果以及死亡結果，對于行為的表現形式是采用刀槍棍棒的打擊還是采用毒殺均不是主要的關注重點，行為在具有傷害性的同時，造成的輕傷以上或者是死亡的結果才是它們認定構成犯罪時的重中之重。
　　其次，造成結果的不同也是區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與虐待罪的重要界限。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屬于結果犯，出現了輕傷以上的結果或者死亡的結果，才有認定構成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可能性。對于沒有造成輕傷以上的危害結果的虐待行為，即使行為本身具有故意傷害行為的一般屬性，也絕無認定構成故意傷害罪的可能；只有行為人的傷害行為造成被害人輕傷以上的傷害結果時，才有認定構成故意傷害罪的可能。從與行為造成的結果相聯系的主觀心態看，行為人對于被害人受到的傷害持的是過失心態，即行為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具有造成該種程度傷害結果的故意的情況下，過失的造成被害人輕傷以上的損害結果或者死亡結果的，就沒有認定構成故意傷害罪與故意殺人罪的可能，對于虐待行為間接造成被害人重傷、死亡的情形不能轉化為其他的犯罪，只能依照虐待罪的加重處罰條款進行處罰。
　　最后，通常狀態下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之間比較好區別，但社會現實是復雜，不可能完全以容易區別的方式出現，在認定構成何種犯罪時，必須結合具體的案情，根據不同的情況穿梭于各具體罪名的犯罪構成之間。價值評價因個人評價角度的多樣，使得同樣保護公民人身權益的各罪間的區別不那么絕對，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具體案件具體分析，找到罪責刑相當的罪名進行定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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