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應設立未成年子女財產監護權之公權干預制度

一、引發思考的案例

陳甲系貴州省人，1999年7月在江蘇淮安與蔡甲結婚。2000年2月，陳甲生下了兒子蔡乙。2006年3月，蔡甲在外打工過程中，意外從樓上摔下死亡。陳甲與其子蔡乙共獲得用人單位18.5萬元的賠償款，該款由蔡甲的哥哥蔡丙負責保管。這18.5萬元中，除了5000元用于安葬蔡甲、給陳甲現金5000元及存折3萬元外，剩余的14.5萬元全部被蔡丙以蔡乙的名義存入了銀行，取款方式為憑密碼支取。由于陳甲在其丈夫去世以后又與他人戀愛，蔡乙經常到其伯父蔡丙家生活，加上蔡丙認為陳甲喜歡賭博，因此，在給付5000元現金和3萬元存折時，蔡丙要求陳甲必須出于對蔡乙的負責，只可每月支取500元。但截至2007年9月，在一年半的時間里，陳甲存折上的余額卻只有2600元。因此，蔡丙提出，其侄子蔡乙的撫養費只有從自己的手中支出，才能保障蔡乙的生活與學習。對此，陳甲認為自己與兒子蔡乙是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是蔡甲最親近的人，而且自己才是蔡乙的法定監護人，負有保護蔡乙人身權和財產權的權利和義務。而蔡丙只是蔡甲的哥哥，是蔡乙的伯父，因而其控制以蔡乙名義存入銀行的14.5萬元存款的行為，屬于侵犯其母子財產所有權的行為，故陳甲以自己與蔡乙為原告將蔡丙告上法庭，要求蔡丙返還財產14.5萬元并承擔訴訟費用。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曾出現兩種分歧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蔡甲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只有原告陳甲與蔡乙，故14.5萬元的賠償款應當屬于二原告所有，且原告陳甲又是原告蔡乙的母親，是蔡乙的法定監護人，因此其有權對蔡乙的財產進行管理和保護。至于原告陳甲掌管此款后如何處分，他人也無權干涉。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原告陳甲有賭博習慣，且一年半的時間就花掉3萬多元，如果國家公權力不對其進行干預，原告蔡乙的權益就有可能失去保障，在法律適用上可以按照子女最佳利益原則進行判決。

　　法院最終認為：蔡甲死亡后，其法定繼承人應當按照相關法律規定獲得賠償并繼承其遺產。蔡甲的父母早在蔡甲死亡前就已死亡，原告陳甲和原告蔡乙作為蔡甲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應當獲得蔡甲因工死亡的全部賠償款。而原告蔡乙為未成年人，原告陳甲為其法定監護人，有對蔡乙的財產進行保護和管理的義務和權利，并在蔡乙的合法權益受到他人侵害時代理其訴訟。被告蔡丙對屬于原告所有的財產進行保管或占有，侵犯了原告對自己財產應有的占有權利，故被告蔡丙應當將14.5萬元款返還給原告陳甲和原告蔡乙。但是，由于存在原告陳甲在一年半的時間內用掉3.24萬元的事實，如果由原告陳甲掌管14.5萬元的賠償款，有可能對蔡乙的合法財產權造成侵害，從而使蔡乙的生活與學習沒有保障，故根據我國保護未成年人工作應當遵循的原則以及國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的要求，法院可對原告陳甲使用該筆賠償款進行適當限制，即原告陳甲領取此款后必須存入銀行，并由銀行協助法院對14.5萬元賠償款進行附條件支付，正常情況下原告陳甲每月可從銀行支取蔡乙生活費500元。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五條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2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判決：被告蔡丙于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將賠償款返還給原告陳甲和蔡乙；原告陳甲應將14.5萬元存入銀行，通過銀行協助，在原告蔡乙滿18周歲之前，陳甲每月只支取500元生活費；原告蔡乙滿18周歲后由自己掌管。

　　這則案例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更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在我國親權制度與監護制度尚未進行嚴格區分，且在現行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司法權作為國家的公權力，是否可以對未成年人父母之財產監護權進行適當干預？

　　二、未成年人財產監護制度之立法比較

　　對未成年人的財產進行管理是監護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自古以來，我國一直就比較重視對未成年人的財產進行監護。“檢校”制度就是我國古代宋、元時代一項對孤兒財產的管理制度。如《宋會要》：“元豐令，孤幼財產，官為檢校，使親戚撫養之，季給所需。貲蓄不滿五百萬者，召人戶供質當舉錢，歲取錢二分為撫養費。”^{1}

　　現代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立法中，幾無例外地對未成年人的財產要制作清冊，這是對未成年人的財產行使管理權的首要事務。比如日本民法規定，監護人須從速著手調查被監護人的財產，要在一個月之內結束調查，并制作財產目錄。不僅如此，監護人在就任的開始，還必須按年度就被監護人的生活、教育和治療保護以及財產管理所需費用作出預算。法國民法典也規定，監護人自其知悉選任之日起10日內，立即作成未成年人財產清單。在親權制度與監護制度分離的情況下，監護人與未成年的被監護人之間并無撫養的義務關系，所以許多國家如日本、法國等要求監護人預定每年的支出數額。多數國家還規定，監護人須就未成年人之財產狀況定期向監護監督人或監護當局報告。監護人還要對清冊所記載的財產進行管理，即監護開始以后，監護人即有權對被監護人的財產進行管理，但無受益權。在通常情況下，制作財產清單均須有監護監督人或者監護官員在場，所制作的財產清冊還要交到監護當局備案。

　　在對被監護人為未成年人的財產管理方面，各國法律都要求監護人應盡善良管理人的義務，并對管理失當造成的損失負賠償義務。在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財產處分權問題上，各國法律一般都規定，非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并未經批準，監護人不得對被監護人的財產進行處分。當然，“對處分限制的規定則有繁簡詳略之別。如在德國，除禁止監護人代行贈與、禁止監護人為自己或監護監督人的利益使用未成年人財產外，還就有關財產的投資、對債權和有價證券的處分，其他法律行為以及受監護人的營業等，分門別類進行規定，其規定不厭其詳。”^{2}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典”，也規定了監護人非為被監護人的利益不得使用和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對不動產進行處分時，應得到親屬會議的允許，但祖父母擔任監護人的除外。

　　美國現行監護制度尤其是司法實務也體現出了一些共性特點，比如子女最大利益原則。在一個判例中，法院指出，“判決的目的不僅僅是滿足父母的希望，而是要保護婚生子女，使其能夠得到正常的撫養。孩子的生活處境應當得到法院的同情。……法院有權力依照提供未成年子女最適合的生活環境以及有利于促進其利益的標準作出判決。”美國的俄勒岡州于1960年修訂法律時對子女最大利益原則作了明文規定，“在決定監護時，法院應當考慮子女的最大利益以及父母各方過去的行為以及道德水平。在監護中不存在僅因一方具有母親身份就可使其獲得優先于父親獲得子女的監護權的權利。”20世紀90年代，美國大多數州都采用了子女最大利益原則，發展到現在，許多州都已經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了該原則。^{3}在英國，父母的操行問題會直接影響到監護權的獲得。而在澳大利亞，其司法活動采納了學者們的觀點，依照個案的特殊情況進行判決。與英美監護法相同，澳大利亞家庭法中也并沒有一個完全確定的確定子女最大利益的標準，法官在判決中充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說，在英美法系國家，司法干預成為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則的主要實現機制。

　　通過比較，筆者發現：不管是司法干預，還是監護監督人、親屬會議制度，都是為了貫徹子女最佳利益原則而對未成年人的財產實施保障的有效機制。只要出現未成年人的利益受到威脅或者沒有保障的情況，國家就有義務進行救濟，這其中當然包括司法救濟。用學者的話來說，“就傳統思考方式而言，未成年人之監護既為親權之延長，則監護人原則上就為受監護人之近親。但是，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法律對于未成年人之保護，不再放任由私人任意為之，而積極加以監督與干涉。亦即，未成年人之監護制度，已由私的親屬監護走向公的法律監護，而有監護公法化傾向。”^{4}

　　我們知道，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幾乎都有專門性的法院組織和司法程序用于解決未成年人的監護事務和糾紛，法國、德國甚至是法院的司法活動對監護實施全程介入和干預。而在我國，現在許多法院都設立了“少年法庭”這樣一個機構，雖然其在性質上僅屬于法院審判范疇之內的具體分工問題，并無法院組織法上的依據，但卻大都是為了解決未成年人犯罪問題而設立的。對于未成年人監護問題，很少有專門的審判組織和職業法官，也沒有獨立的、系統化的訴訟程序，缺少社會責任感。學者認為，“這三缺不僅違背了未成年人監護事項的內在規律特性和要求，損害了法院司法活動的訴訟功能，也影響了司法介入監護所應追求的社會效果、法治效果和道德效果，使已有的未成年人監護法制成果得不到司法機制的積極維護和推進。”^{5}但是，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十二條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的，應當依法承擔責任。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有前款所列行為，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的資格；依照民法通則第十六條的規定，另行確定監護人。我們似乎感覺到我國對未成年人財產監護進行適當的國家干預也并未被完全拒絕，但是，畢竟在民法范疇，我國目前的未成年子女財產監護制度還是不完善的。

　　三、設立我國未成年子女財產監護的公權干預制度

　　公權可對未成年子女財產監護權進行適當干預。

　　財產管理權是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財產及其收益所享有的義務與權利的總稱。未成年子女雖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但卻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可以享有財產權利。未成年人可因繼承、贈與或其他無償取得財產即特有財產，也可因勞力、營業或其他有償取得財產即非特定財產。^{6}未成年人也具有獨立的人格，而財產權是人格獨立的基礎和最明顯的表象。所以，世界各國大多承認未成年人具有對自己財產的所有權。但是由于未成年人的辨認能力、判斷能力、控制能力等的有限性，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世界各國的法律又都規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對未成年人財產的管理權。既是對財產的管理權利，那么，作為父母是否可以任意處分子女的財產呢？

　　筆者認為，一方面，在我國尚沒有建立起親權剝奪制度的情況下，有條件地對父母處分子女財產的權利進行適當限制，是保護子女利益的一項可行制度。正如學者所言，“當父母的行為與子女的利益相悖時，其父母照顧權即應受到限制或者剝奪，以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被剝奪了父母照顧權的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撫養義務并不因此而消除。”^{7}其實，對親權進行適當的公權力限制，早在60年代的日本就有了判例。1968年5月23日大阪家庭法院在一個判決中，考慮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法官對母親同子女見面交往權就進行了限制。^{8}

　　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認可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財產處分權，這個“一定條件”，就是為子女利益和必要時，非為子女利益不得處分子女財產。其實，世界各國的法律都對父母處分未成年子女的財產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一般情況下，如果負有財產管理義務的監護人違背其支付子女生活費義務，或隨意處分子女財產，或使子女的財產在非正常情況下大量減損，就可以推定子女的財產利益已受到威脅，可視為濫用親權或監護權。對于濫用親權給子女造成嚴重損失的，意大利民法規定可以宣告該父或母喪失親權。俄羅斯聯邦家庭法典也規定，在父母濫用親權時，剝奪其親權。

　　有學者提出：父母對子女的財產進行管理，在對內關系上不如稱其為管理義務。因恐未成年子女思慮不周，濫于花錢，為保護子女之利益，由父母代為管理，以保存、利用或改良子女之財產。保存、利用、改良等管理行為，皆為子女利益為之，對父母來說，毫無直接利益可言，因此稱為權利并不妥當。父母對子女財產的管理義務，乃強行規定，是法律強制父母履行的義務。^{9}筆者也贊成這個觀點。因此，既然父母管理未成年人的財產是義務，那么，在進行管理的過程中，父母就應當在一定程度上負有注意義務，不能損害、有礙未成年人的財產利益。所謂管理權，僅是在對外關系上，為防止第三人對未成年子女的財產侵害而賦予父母的一項權利。在內部關系上，其本質還是在履行管理義務。

　　未成年子女財產監護的家庭自治，源遠流長，而且仍然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常態模式，其不僅具有情感、心理、利益等多重基礎作用，而且也有道德上的潛在的強制力量。但是，從未成年人的利益考慮，很有必要強化國家的公權干預，通過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實施有效的監督和監控，保留國家公權的隨時介入；一切關系到未成年人監護的糾紛，均應當通過國家公權機構來解決。^{10}同樣道理，在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財產存在損害之虞時，國家出于保護被監護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對其父母處分子女財產的行為進行適當限制，也是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具體體現。筆者認為，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這方面的監督力度還應當加大，國家的公權干預還應該作為我國未成年人財產監護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公權干預體現子女最佳利益原則。

　　20世紀中期以后，家庭法深受福利國家之介入主義的影響，而呈現“私法公法化”或“身份法公法化”的趨勢，國家通過立法及司法介入到親子關系領域，以維護弱勢子女利益，而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確立，則為國家介入親子關系時的最高指導原則及具體審酌標準。^{11}這個原則，不僅為法國、德國、瑞士、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典所確立，而且也為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美法系國家所普遍奉行，更為當今國際社會兒童保護與發展事業所公認。

　　長期以來，我國的家族觀念根深蒂固，對未成年人的撫養和照顧基本上都是由家庭來承擔的，監護也就成為純粹的家庭內部事務。這樣一個傳統的監護模式當然會排斥國家公權力的介入。而且，由于受經濟條件的限制，擁有自己獨立財產的未成年的被監護人很少，更談不上以自己的財產去參與民事活動。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立法也并不迫切需要完善監護制度，更無需考慮有關未成年子女監護的立法應當設立一個怎樣的原則問題。1992年，我國參照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提出的全球目標和《兒童權利公約》，發布了《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要求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堅持“兒童優先”的原則。2001年5月22日，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01—2010年）》，其總目標部分開篇就提出堅持“兒童優先”原則。但是，在我國的民事立法中，一直欠缺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規定，結果出現了諸多弊端。^{12}特別是離婚父母或者喪父（喪母）的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的行使沒有設立監護監督制度，使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所以，我國應當吸收和借鑒國外民事立法的經驗，將子女最佳利益作為我國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的一個原則明確加以規定。

　　根據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要求，當同一監護權之下的子女利益發生沖突時，父母應當采取適當措施，避免子女利益受到損害；當作為監護人的父母的利益與子女的利益發生沖突時，父母應當最大限度地維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當然，對子女最佳利益的判斷也是司法實踐中的一個難題，因為其不但要調查了解以前和現在的子女受監護狀況，還要預測未來的可能發生的情況。特別是對子女財產利益的監護，需要對未成年子女未來生活和學習的預期安排進行合理的判斷。顯然，現實中的這樣一些情況就不得不在我們考慮的范圍內：如果監護人在道德上具有不當行為，如虐待子女、家庭暴力、酗酒、賭博、惡意不履行撫養義務等，出現這些有損子女利益的行為怎么辦？因為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師，家庭對子女成長的影響較大，對子女監護權的決定，有時需要考量監護人有無道德上之不當行為。

　　筆者認為，只要監護人具有諸如上述這些道德上的不當行為，就應當對監護人的監護權進行限制甚至剝奪。當然，對性質不太嚴重的，還可以通過第三人協助照顧的方法來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允許監護人以外的第三人協助分擔監護撫養義務，確有其必要。當然此處之第三人并不限于親屬，凡朋友、受雇人、于監護人無婚姻關系的同居人均可，只要能對子女生活環境，提供‘經常而安定’的協助即可。”^{13}

　　在本文所述案例中，法官就是出于對蔡乙最佳利益的考慮，針對原告陳甲的一些不當行為，動用司法權對監護權進行了干預，即通過讓第三人協助的方法，對陳甲所行使的財產監護權進行適當的限制，效果較好。

　　（作者單位：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
　　【注釋】
　　{1}戴炎輝：《中國法制史》，三民書局1979年版，第265頁。
　　{2}李志敏主編：《比較家庭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頁。
　　{3}曹詩權：《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219頁。
　　{4}林秀雄：“論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及‘民法’第1094條之修正”，載《物權·親屬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頁。轉引自曹詩權：《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頁。
　　{5}曹詩權：《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頁。
　　{6}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3），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頁。
　　{7}王麗萍：“論家庭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以父母照顧權為中心”，載《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
　　{8}【日】棚瀨孝雄：《現代日本的法和秩序》，易平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
　　{9}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頁。
　　{10}曹詩權：《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頁。
　　{11}王洪：“論子女最佳利益原則”，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6期。
　　{12}陳葦、謝京杰：“論‘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在我國的確立——兼論婚姻法等相關法律的不足及其完善”，載《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
　　{13}王洪：“論子女最佳利益原則”，載《現代法學》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