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盜竊毒品犯罪定罪處理的幾點看法

以販賣或吸食、注射為目的而盜竊毒品的犯罪，近年來時有出現，但法律以及有關司法解釋卻沒有對其作出規定或解釋，致使實踐中對盜竊毒品的犯罪如何定罪處理的問題存在諸多爭論。認識上沒有統一，造成法律適用的不一致，不利于打擊毒品犯罪。本文擬就盜竊毒品犯罪的定性、數額認定以及定罪處理的幾種情況作一膚淺的探討，以期指正。

　　關于盜竊毒品犯罪的定性問題

　　盜竊毒品犯罪的定性問題是目前爭論的焦點，歸納起來，不外乎三種觀點：一些人主張以盜竊罪認定，一些人認為應當適用類推，比照刑法最相類似的條文（刑法第112條的盜竊槍支、彈藥罪處理），另外一些人則建議從立法上規定新的罪名（盜竊毒品罪）。筆者認為，可以排除類推的可能，科學的定性是從立法上規定盜竊毒品罪這一罪名，但立法上沒有規定新的罪名以前，應以盜竊罪認定。其理由如下：

　　——排除類推的可能。刑法第79條規定：“本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則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但是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根據這一規定，適用類推必須遵守以下條件：

　　第一，依照類推定罪的行為，必須具有達到犯罪程度的社會危害性。

　　第二，依照類推定罪的行為，必須是刑法分則中沒有明文規定的。

　　第三，必須比照刑法分則中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所謂最相類似，指的是犯罪的客體、主體和主觀方面均與條文的規定一致，而僅有客觀方面的某種不一致。簡單地說，只要犯罪客體、主體或主觀方面中某一個方面與條文規定不一致就不能適用類推。

　　盡管盜竊毒品的犯罪具備適用類推的前兩個條件，但刑法條文中卻沒有最相類似的條文可供比照。毒品和槍支、彈藥都是國家特別管制的物品，然而盜竊毒品的犯罪和盜竊槍支、彈藥罪行侵犯的客體是不同的，前者侵犯的是國家對毒品的管制和公民的身心健康，后者侵犯的是社會公共安全，二者是兩類性質不同的犯罪。從法律上講，對盜竊毒品的犯罪適用類推不能成立。再說，適用類推的每一個盜竊毒品的案件都要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既浪費人力物力，又拖延訴訟，不利于打擊犯罪分子，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

　　——立法上沒有對盜竊毒品的犯罪作出專門規定以前，應當以盜竊罪定性。首先，這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則。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罪，應該對其判處何種刑罰，法律都有明確規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不能對某種新的犯罪現象隨意認定一個新的罪名（能夠適用類推的除外）。一般說來，刑法對盜竊行為構成犯罪而不以盜竊罪論處的，有三種情況1．盜竊某些特定的對象構成犯罪的，反映了所侵犯的客體不同，因而規定了其它罪名。如刑法第112條的盜竊槍支、彈藥罪；第128條的盜伐林木罪；第167條盜竊公文、證件、印章罪；第173條的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盜竊正在使用中的交通工具、交通設備、通訊設備、電力設備的，分別構成破壞交通工具（或交通設備）罪、破壞通訊設備罪和破壞電力設備罪。2．某些特定主體的盜竊行為構成犯罪的，亦不以盜竊罪認定。如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其他受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監守自盜，以刑法第155條規定的貪污罪認定處罰。3．對主體和盜竊對象均有特殊要求的，如《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第11條規定的盜竊武器裝備罪和盜竊軍用物資罪；刑法第191條第2款規定郵電工作人員犯妨礙郵電通訊罪而又盜竊財物的，依照刑法第155條的規定，以貪污罪從重處罰。我國法律沒有對盜竊毒品的犯罪規定專門罪刑，所以只能適用刑法的有關條款定罪量刑。

　　第二，盜竊毒品的犯罪和盜竊罪所侵犯的客體有一定共性。從我國立法史上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曾經將毒品犯罪和盜竊罪都納入經濟犯罪的范疇，可見兩者的客體是社會主義經濟秩序。有人主張應把毒品視為一種財產，因為販賣毒品可以獲取高額利潤。這種主張正確與否尚有爭論，但從此角度看，將盜竊毒品的犯罪劃為財產犯罪有一定道理。

　　第三，財產來源的合法性不是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刑法第151條和第152條沒有規定盜竊非法財產的行為不能構成盜竊罪。因此，以盜竊罪認定盜竊毒品的犯罪有一定的法律依據。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就陳良等人盜竊海洛因一案如何定罪處理的問題，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請示，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陳良等人盜竊海洛因一案如何定罪處理的批復》指出：“對陳良等人盜竊的行為，應同盜竊現金一并認定盜竊罪。”這一批復在司法實踐中有一定指導意義。故在立法上沒有規定新的罪名以前，對該種犯罪行為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理。

　　——從立法上規定盜竊毒品罪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同盜竊槍支、彈藥罪一樣，盜竊毒品犯罪的盜竊對象和侵犯客體與盜竊罪不同。槍支、彈藥和毒品都是國家特別管制的物品，國家不允許毒品流通，也不準私人擁有，因此毒品不是一種私人財產。而一般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毒品犯罪侵害的客體是國家對毒品的管制。這是一個復雜客體，既侵犯了社會管理秩序（刑法第171條把毒品犯罪規定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又侵犯了公民的身心健康（禁毒決定指出毒品犯罪侵犯了公民的身心健康和社會治安秩序）。按照刑法關于犯罪分類的原則，應將盜竊毒品的犯罪歸類為毒品犯罪并規定相應罪刑。這樣，才能正確體現盜竊毒品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做到罪刑一致。故從立法上規定盜竊毒品罪是可行的。

　　司法實踐中，規定這一罪名也是必要的。第一，最高人民檢察院以盜竊罪認定陳良等人盜竊海洛因的《批復》只是對具體案件的具體指示。對盜竊毒品的犯罪再作司法解釋，也只有個別指導的作用，需要一個比司法解釋更具法律規定權威的法律才能起到普遍指導的作用。第二，盜竊毒品犯罪本質上是毒品犯罪，其社會危害性比盜竊罪大，從立法上規定盜竊毒品罪和較重的刑罰，才能做到罪刑一致。第三，司法實踐中盜竊毒品犯罪數額認定難，定罪量刑標準不好掌握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源于沒有一個明確的罪名。如果立法上規定了盜竊毒品罪，有了統一的定罪量刑標準，就能保證法律適用的一致。第四，對盜竊毒品犯罪的定罪處罰，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便于從嚴從快打擊毒品犯罪活動，符合國家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政策。

　　關于數額的認定

刑法第151條和152條對盜竊數額有“較大”、“巨大”、“特別巨大”的規定，盜竊數額是法定的構成犯罪的重要條件和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如何認定盜竊毒品數額的“較大”、“巨大”和“特別巨大”，對于能否正確定罪量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盜竊毒品的“數額”很難確定：第一，毒品不是商品，不能簡單地以貨幣為尺度來衡量其價值。第二，盜竊數額一般指被盜物品的金額。一定數量毒品的金額是多少，沒有一個折算的標準。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陳良等人盜竊海洛因》一案如何定罪處理的批復分認為：“對陳良等人盜竊海洛因的行為，應認定……盜竊罪。盜竊海洛因的數額，可參照販賣海洛因的定罪量刑標準酌情計算。”根據禁毒決定第2條的規定，販賣海洛因的數額是指毒品的數量。這一《批復》實際上主張對盜竊海洛因的行為以盜竊罪定性，量刑上參照販賣海洛因的量刑標準酌情處罰，可以從輕。從字面上看，該《批復》沒有明確盜竊海洛因的“數額”到底是指“毒品的金額”或“毒品數量”；并且有相矛盾之處：以盜竊罪認定卻以販賣毒品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來計算數額，這樣處理能否做到罪與刑相一致？

　　認定盜竊毒品的“數額”，有兩個辦法：一是以販賣毒品的金額計算；二是以毒品的數量計算。筆者以為第一個辦法實踐中難以行通。毒品不是商品，一定數量的毒品值多少錢，只能通過法律禁止的販賣行為實現，不同地區之間毒品販賣價格差額很大，致使相同數量的同種毒品的金額在不同地區也不相同。比如1克海洛因在邊境地區能賣15元，到了內地則能賣50元甚至更多。對于盜竊同一毒品數量相同的行為，就會產生數額認定的差別，不同法院據此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決，有損法律尊嚴，不利于打擊犯罪分子。故筆者認為應該以毒品數量作為盜竊毒品的數額。因為，從本質上說，盜竊毒品的犯罪是一種毒品犯罪，而禁毒決定規定的毒品犯罪一般以毒品數量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近年來，盜竊毒品的犯罪時有出現，只有盡快對盜竊毒品的數額標準作出司法解釋——盜竊多少毒品達到“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或“數額特別巨大”，才能正確地定罪量刑，做到適用法律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修改盜竊數額標準的通知》第4條規定：“盜竊數額，是構成盜竊罪的重要條件，但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標準。除根據盜竊財物的數額外，還應當根據犯罪的其它具體情節和犯罪分子的認罪態度、退贓表現等，進行全面的分析，正確定罪量刑?！卑凑者@一規定，盜竊數額固然是重要標準，但不是唯一標準，還應當結合具體案件情況綜合分析，根據其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來定罪量刑。具體到盜竊毒品的犯罪，應當堅持“以數額為依據，不唯數額論，堅持全面分析”的定罪量刑原則。盜竊毒品的犯罪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犯罪一樣，其社會危害性遠遠大于一般的盜竊罪，屬于盜竊罪中情節嚴重的行為。因此，對其數額不宜要求太嚴‘筆者認為對盜竊毒品犯罪可以不規定最低數量標準，參照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定罪量刑標準規定數額“巨大”和“特別巨大”的毒品數量。對于盜竊毒品數量極小，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依照刑法第32條和第10條的規定處理。至于多少毒品’數額作為犯罪的起刑點，各地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規定。

　　以上觀點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將盜竊毒品的行為認定為盜竊罪，適用刑法第151條或152的規定處理。這樣認定是否科學有待探討，但立法上沒有新的規定以前，只有如此。如前所述，筆者以為從立法上規定盜竊毒品罪更能準確地體現這種犯罪所固有的法律特征。同時考慮到該罪的社會危害性很大，其定罪量刑標準可參照禁毒決定中有關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定罪量刑標準。

　　對定罪處理的意見

　　有人主張，凡是盜竊毒品的犯罪一律以盜竊罪定罪處理。這種不問犯罪分子主觀形態的不同，一切的簡單做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根據犯罪分子動機、目的的不同，盜竊毒品的犯罪有以下幾種情況：1．以吸食、注射為目的而盜竊的；2．以販賣為目的而盜竊的；3．事前不明知是毒品而盜竊的；本文前兩部分所指的盜竊毒品的行為系主觀上明知是毒品，為了吸食、注射或販賣而盜竊毒品的行為。對于第1、2兩種情況，以盜竊后是否進行販賣為標準，應分別定罪處理：盜竊后沒有進行販賣以前即被抓獲的，以盜竊罪定罪處罰；盜竊后又進行販賣的，以盜竊罪和販賣毒品罪分別定罪，實行數罪并罰。有人主張以販賣為目的而盜竊毒品的，不管客觀上有無販賣行為，應該按照牽連行為作為從重情節。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販賣毒品的構成，客觀上必須具備買或賣的行為。毒品盜竊到以后，尚無買或賣的任何行為，顯然不具備販賣毒品罪的構成要件，因而只能以盜竊罪定罪判刑。還有人主張，盜竊毒品后，動機目的不明時，以盜竊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分別定罪，實行數罪并罰。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其一，非法持有毒品罪是一個“推定之罪”，即在尚不能認定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或者窩藏毒品罪的情況一下，才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而這里盜竊毒品罪已經成立；其二，盜竊毒品后“非法持有毒品的狀態”是盜竊毒品犯罪的自然結果。根據有關法學理論，這兩種行為屬于吸收犯，盜竊毒品的犯罪在行為的性質或程度上，較非法持有毒品罪為重，因而應以盜竊罪認定處理，不必數罪并罰。

　　如果事前確實不知道是毒品而盜竊的，以盜竊罪認定；事后知道是毒品而隱匿不交的，以盜竊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兩罪并罰；如果有販賣毒品行為的，以盜竊罪和販賣毒品罪數罪并罰。這種情況下盜竊毒品的行為，其主觀惡性較事前明知的小，處理上應依照刑法第151條和152條的規定，以毒品數量作為盜竊數額，建議兩高對數額“較大”、“巨大”和“特別巨大”作出規定。而不能參照禁毒決定第2條的定罪量刑標準。這樣的司法解釋是必要的，因為盜竊毒品的兩種情況事前明知或不明知是現實存在的，其社會危害程度不同，不能適用同一定罪量刑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