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保人并非被保險人的人壽保險合同，可能因各種原因導致保險合同解除，如投保人或其繼承人自愿退保，法院強制保險合同當事人退保。鑒于實踐的復雜性，涉及人壽保險合同解除的諸多問題缺乏直接的立法依據。筆者認為，人壽保險合同為被保險人利益而存在，應盡量滿足被保險人或利害關系人維持保險合同效力的要求，賦予其替代投保人的權利，并根據糾紛的性質平衡保護相關各方利益。
　　一、被保險人的法律地位
　　險法中，財產保險抑或是人身保險，其欲保障者均系被保險人之保險利益，而非投保人。〔1〕保險合同是“第三方不能履行其非當事人的合同”這一原則的法定例外，〔2〕被保險合同指定為受益人的人可以依據保險合同主張權利，而當保險合同利益為受益人存在時，實際上是被保險人以意思表示處分其利益的結果，因為受益人的產生、變更都由被保險人的意思來決定和控制。依據《保險法》規定，人壽保險的受益人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或變更受益人時須經被保險人同意。當然，投保人也可以為被保險人而當然具有保險金的請求權，但這是因為其被保險人的身份。被保險人是真正受損害的人，因而可以享有保險合同上的損害填補請求權，他才是會觸及保險人給付義務的人。保險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固然是投保人和保險人締約的結果，但實際上，投保人的締約、履約等行為旨在幫助被保險人利益得以實現，投保人在保險合同中的義務遠大于權利。當投保人不再履行或無法履行合同義務時，應允許被保險人補充履行，不輕易否定保險合同的效力，而以被保險人利益為中心來考慮盡量維持保險合同效力。〔3〕維持保險合同效力也是保險業參與社會管理創新、服務民生的要求。人壽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個人自我保障的延伸，保障個人和家庭經濟利益，提升個人和家庭的生活品質。因此，人壽保險合同解除事由發生后，應允許被保險人變更自己成為投保人的權利，通過繼續繳納保費等方式維持保險合同的效力，以充分發揮保險的風險轉移、社會互助和社會管理功能。
　　根據我國保險法的規定，變更保險合同，應當采取書面形式，需要保險人的同意。有觀點認為，被保險人取代原投保人屬于合同主體的變更，為了審查投保人是否具有交費能力使合同繼續有效，故須經保險人核準。〔4〕筆者認為此種替代權的行使，除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人應當同意。保險人應將保單視同債務人的財產來處理，就像債務人所擁有的汽車或股票那樣。如果被保險人指定自己為受益人，這樣的保單本質上就是被保險人的個人資產，跟銀行存款沒有什么分別。〔5〕人壽保險不像財產保險，人壽保險涉及重大的投資因素，投資型壽險尤其如此，而不強調對保單所有人的人身信任或信賴。如果在保單中沒有明示的相反條款，在美國，法院一般認為，一個完全有效的轉讓并不需要保險人的同意。〔6〕保險合同當事人即投保人和保險人之間并不需要維持“人合性”。投保人的義務主要是交付保險費。在被保險人要求變更為投保人，同意續交保險費的情況下，保險人的合同利益基本不受影響，故保險人沒有必要排除投保人合同地位的轉讓。即使之后新的投保人無法按時繳納保費，保險人也可以按照法律的規定作出相應的變通，甚至在一定的情形下終止保險合同。
　　二、離婚案件中的人壽保險合同解除糾紛
　　夫妻一方為投保人，未成年子女為被保險人的生存保險在保險實務中較為常見。夫妻離婚的，以夫妻共同財產投保的上述保單的處理問題是個難題。
　　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條規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國家根據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給予特殊、優先保護。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確定了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這是國際上保護兒童權利的指導性原則。該原則和我國采取的“未成年人利益優先原則”在基本精神和法律理念上是一致的，都要求對兒童的權利，對他們的生存、保護和發展給予高度優先，無論任何機構、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把兒童放在最優先考慮的地位。〔7〕以未成年子女為被保險人的生存保險的處理要遵循被保險人中心主義及未成年人利益優先原則。筆者認為，夫妻一方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夫妻離婚后，投保人要求退保，另一方有權要求變更為投保人繼續交納保險費維持合同效力，原投保人無權主張保單的現金價值。理由如下。其一，投保人在締約時完全清楚繳費金額和年限，其交納保險費可以認定為贈與。夫妻一方為子女購買的生存保險，是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處分，體現了夫妻雙方的意志，在夫妻離婚的情況下，應該推定投保人設定保險合同的意志保持不變，僅投保人一方無權撤銷贈與，因而投保人無權主張保單的現金價值。其二，取消投保人獲得保單補償款的權利減輕了繼任投保人的經濟負擔，有利于促成投保人的替代，使壽險合同繼續履行。其三，為未成年子女投保生存保險是實現未成年人生存權、發展權的有效手段，在未成年人的生活保障因其父母親離婚受到減損的情況下，更要保全投保人離婚前為子女所作的生活安排，故應滿足投保人的配偶繼續交納保險費維持合同效力的要求，為促進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長提供物質保障。《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高法意見稿》”）關于子女為受益人的保單處理的相關規定體現了上述優先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精神。《高法意見稿》第44條規定：“保險合同以子女為受益人的，夫妻離婚后，作為投保的一方提出解除合同，對方提出繼續交納保險費維持合同效力的要求，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該條賦予投保人的配偶享有維持合同效力的權利且免除給付投保人保單現金價值補償款的做法是相當合理的。
　　上海某法院曾在一起離婚糾紛上訴案件的判決中認為：“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為子女購買的保險，應當視為夫妻雙方合意決定對于子女的贈與，不應當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8〕《高法意見稿》及上海某法院的觀點均體現了被保險人中心主義的理念及優先保護未成年人利益原則，值得肯定。但筆者認為，一方為子女購買的保險，可以認定為贈與，但不應當一概否定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予以分割的可能性。若雙方合意解除保險合同的，應允許。同時，還應明確確立一種規則，即對于子女為被保險人的生存保險，需父母雙方共同作為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請方可解除保險合同。保險關系各方均應受該規則約束，尤其在夫妻雙方離婚的情況下，應更有力保護未成年人利益。
　　三、繼承案件中的人壽保險合同解除糾紛
　　投保人并非被保險人的人壽保險合同，在投保人死亡后，因保險合同的處理問題引發訴訟的越來越多，由于相關法律對此種情形下保險合同的效力問題沒有明確，使得審判實踐面臨如下難題：投保人的繼承人是否有權解除合同？被保險人能否變更為新的投保人？應該如何平衡投保人的繼承人與被保險人的利益？
　　（一）繼承人繼承投保人地位
　　我國《繼承法》第3條及第33條規定：“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繼承遺產應當清償被繼承人依法應當繳納的稅款和債務”。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將遺產范圍規定為“被繼承人財產上的一切權利與義務”。我國繼承法中的“財產”也應理解為財產上的一切權利與義務。繼承的客體應為被繼承人在財產關系中的法律地位。這種看法也可以從我國對股東資格繼承的法律規定中得到印證。我國《公司法》第76條規定：“自然人股東死亡后，其合法繼承人可以繼承股東資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故繼承人對股權原則上可全面概括繼承，不僅股權包含的財產權益可以被繼承，股東資格原則上也是可以被繼承的。法律賦予公司章程排除股東資格繼承的權利，系基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征。投保人死亡的，其在人壽保險合同中權利義務的概括轉移也應遵守類似的邏輯。然而，保險合同與有限公司不同，保險合同當事人即投保人和保險人之間并不需要維持“人合性”，故保險人無權排除投保人合同地位的可繼承性。因此，投保人死亡后，其在保險合同中的權利義務應由其繼承人繼受。投保人的繼承人基于繼承的法律事實而概括地承受了投保人在保險合同關系中的法律地位，享有合同解除權等合同權利。根據《保險法》第47條規定：“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保險人應當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30日內，按照合同約定退還保險單的現金價值。”投保人是合同當事人，其有權獲得保單現金價值。受益人的期待權只有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才轉化為既得權，事故未發生的，受益人無權獲得現金價值。投保人身故后，嚴格意義上講，保單現金價值屬于投保人的遺產。
　　審判實踐中，有種觀點認為，保險雖為被繼承人所遺留的財產權利和財產義務，但保險合同解除權不是繼承法意義上的財產，不屬于遺產的范疇，投保人在世時沒有行使，也沒有合法授權他人行使的，應視為在其死亡后合同解除權自動消滅。該種觀點雖然認識到法定解除權具有特殊性，但將法定解除權同投保人所享有的其它權利義務割裂開來，并進而否定該權利經濟價值的繼承客體適格性，這是不妥當的。人壽保險合同投保人法定解除權之特性有二：不可單獨讓與性和人身性。一般認為，保險合同解除權的性質屬于形成權。“形成權不能與基本權利的法律關系相分離而單獨發揮作用，離開了基礎法律關系，形成權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義”。〔9〕既如此，形成權就具有不可單獨讓與性，若要讓與，則必須與其基本權利一起讓與。保險合同解除權不可單獨讓與，但并不是不能讓與。保險功能的實現要求投保人的權利能夠完整，也要求在投保人死亡后，其繼承人能夠繼受并行使完整的投保人權利。此種要求的正當性在于繼承權受法律保護。繼承人繼承了投保人的合同地位，有權解除合同并獲得保單現金價值。繼承人繼受了投保人的地位后，雖然其合同解除權的行使受到限制，但這并不影響其對現金價值享有的繼承權。
　　（二）繼任投保人應向繼承人支付補償款
　　投保人死亡后，被保險人要求變更為新的投保人的，應予支持。在保險實務中，保險人是傾向于維護保險合同的長期履行性的，如在投保人身故時采納繼任投保人的做法而不是采取保險合同終止的方式已成為壽險公司的普遍做法。〔10〕如前文所述，替代投保人規則是運用被保險人中心主義對投保人的繼承人繼受保險合同解除權的一種限制，確實造成了繼承人的繼承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害或者剝奪。為了保障繼承人的合法權益，平衡各方的利益，若被保險人行使替代權而成為繼任投保人的，應給予原投保人的繼承人補償，補償金額相當于應得退費或現金價值。
　　四、壽險保單強制執行程序中的利益平衡
　　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對壽險保單的強制執行未作明確規定。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強制扣劃被執行人名下壽險保單現金價值的問題，在實務中一直存在爭議。為此，我們要研究人壽保險合同能否作為執行標的以及如何采取執行措施。
　　（一）壽險保單的可執行性分析
　　依據我國保險法規定，除《保險法》另有規定或合同另有約定外，投保人原則上可以任意解除保險合同，并有權要求保險人返還保單現金價值。對于保險人來說，投保人何時行使現金價值返還請求權是不確定的。投保人享有的這種不受限制的合同解除權的行使，如同火車票的退票。眾所周知，只要乘客及時退票，鐵路運營部門隨時準備接受解除合同的請求。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應認該事實發生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11〕從債權的履行期限看，現金價值返還請求權屬于未約定履行期的債權，投保人一經向保險人作出解除合同、返還現金價值的意思表示，債權即到期。從這種意義上說，現金價值返還請求權應視為到期債權。
　　民事執行標的包括財產和行為。就金錢債權來說，債務人的財產是全體債權人債權的擔保。凡是歸債務人所有的財產或權利，不論其為動產、不動產或其他財產，都可視為責任財產，任由債權人申請強制執行，但也有例外，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以下財產通常不屬于債務人的責任財產：法律上不能換算成金錢的財產（禁止流通物）、法律基于債務人人格或身份而賦予的權利（如扶養請求權）、單獨不具有財產價值的權利（如撤銷權、解除權）、法律禁止或限制扣押的財產（即屬于執行豁免范圍的財產）等。〔12〕債務人能以自己的意思表示取得財產的，也可將該財產作為債務人的財產予以執行。〔13〕對此，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242條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可以行使代位權，代債務人為意思表示，使該財產成為債務人的現有財產之后，再予以執行，例如代債務人為法律行為的撤銷、契約的解除、退股等。〔14〕根據我國法律的規定，債務人對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債權可作為執行標的。雖保險合同解除權本身不具有價值，不是執行對象，但合同解除后保單的現金價值并不喪失，投保人有權要求保險人返還，因現金價值返還請求權具有到期債權性質，一般應屬于強制執行對象。
　　我國《民事訴訟法》對執行財產豁免制度僅作原則性規定。該法第222條規定，在提取和扣留被執行人的收入時，“應當保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撫養家屬的生活必需費用。”第223條規定，在對被執行人的財產采取控制性、處分性措施時，“應當保留被執行人及其所撫養家屬的生活必需品”。上述法律規定未明確什么是“生活必需費用”和“生活必需品”，“被執行人所撫養的家屬”范圍也未具體確定。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中對豁免財產的范圍作了進一步的明確，但未明確將人壽保險合同包括在內。日本的法律也沒有明確規定人壽保險的解約返還金（現金價值）請求權是否屬于禁止扣押的債權。日本最高裁判所在1999年11月的判例中，認可了債權人在得到裁判所的扣押保險合同解約返還金請求權命令后，可以行使解約權將保險合同解約的行為。〔15〕美國破產法典第522（d）條規定自然人債務人的8,000美元以下的人壽保險、未到期的人壽保險合同等財產免受債權人的追索、執行。
　　有種觀點認為，人壽保險具有人身屬性，為保護債務人基本人權，人壽保險不應作為執行標的。筆者認為，人壽保險種類豐富，何種保單能列入豁免財產范圍，應根據保險功能具體認定。民事執行應體現和保障人權，但債權人、債務人和第三人均是民事執行中人權的基本主體。債權人享有債權實現權，國家對個體經法定程序確定的債權，在其遇到實現障礙時，應依法保障其最終實現。債務人享有生存權，對于被執行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底線進行有效保障，不得侵犯，要求在觸及被執行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底線時，不得執行，以保障其最低生活質量。債權人、債務人和第三人共同享有人道權、平等權。作為國家、社會和社會的強者應當對人施之以愛，特別是對社會上的弱者。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事執行過程中，并非執行申請人都是社會的強者，被執行人都是社會的弱者。民事執行機關在適用法律時，應平等對待所有的民事執行相對人。〔16〕對執行債務人的生存權保護，應以滿足基本生活保障為限，如果將執行豁免的財產在維持最低生活水平以上加以擴展的話，將十分明顯地損害債權人的利益。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規定了限制高消費的范圍，而列舉的范圍即包括支付高額保費購買保險理財產品。許多投資型保險，如投資連結保險，已成為金融商品的一部分，如同銀行儲蓄、金融債券、股票，已基本脫離保障型商品的性質。投資連結保險的保費除少部分進入保險賬戶外，大部分進入投資賬戶，用于投資增值。筆者認為，對于傳統人壽保險，如果受益人領取保險金是唯一生活來源時，應屬于執行豁免財產，不得執行。而投資型保險則不屬于執行豁免財產。
　　（二）對壽險保單的強制執行措施
　　投保人的現金價值返還請求權屬于債權。與動產、不動產、金錢等財產形式不同的是，債權并非被執行人所現實擁有的財產，只有在次債務人實際履行之后，被執行人的債權才可轉化為實際的財產。因此，對債權的執行措施當然也應區別于對其他財產的執行措施。在執行債權的程序中，作為執行標的的債權尚未實際履行，所以對之應采取恰當的執行措施。具體而言，主要包括限制處分的禁令和更改履行對象的轉付命令。限制處分制度包括禁止次債務人向債務人清償、禁止債務人放棄債權等內容。而轉付命令則是要求次債務人直接向債權人履行，以達到清償其對債務人所負債務的效果。〔17〕我國民事訴訟法沒有對被執行人到期債權的執行進行一般性規定，只對收入、存款等特殊債權的執行措施進行了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和《關于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執行規定》”）作了相關規定。對被執行人的到期債權執行，依《執行規定》的相關規定，應由申請執行人或被執行人提出申請，人民法院向第三人發出履行到期債務通知書，第三人在規定期限內沒有提出異議又不履行的，執行法院可裁定對其強制執行。
　　在保險實務界，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在保單強制執行程序中，應由作為執行債務人的投保人主動退保，取得現金價值后償債，但在投保人未申請退保時法院不能強制解除保險合同，執行保單現金價值。該觀點主要有三點理由：一是強制退保違反保險法關于保險合同解除權的規定；二是侵犯投保人契約自主權；三是退保后將損害保險合同上無辜的其他保險關系人的利益。〔18〕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值得商榷。
　　首先，強制退保系為保障執行債權人債權實現的強制執行措施。執行現金價值的前提是解除保險合同。在對保單的執行程序中，執行機構強制解除保險合同，剝奪被執行人對其財產的處分權，令保險人將保單現金價值支付給執行債權人。法院執行機構的此種權力是國家權力體系中一項獨立的司法強制權，〔19〕其法律淵源不在于《保險法》，而是強制執行法。我國《保險法》第1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此規定旨在限制保險人合同解除權，加強對投保人、被保險人利益的保護，調整的是保險合同當事人的利益關系。但在投保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時，我們并不能依此規定得出法院無權解除保險合同，強制投保人履行債務的結論，也不能將法院強制解除合同視為保險人解除保險合同。
　　其次，應平衡保護保險合同利害關系方的利益。投保人是保險合同的當事人，被保險人、受益人只是合同的關系人。投保人享有任意的合同解除權，不受被保險人、受益人的干涉。從被保險人方面看，其只是財產或者人身受保險合同保障、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雖投保人行使法定解除權會使被保險人的期待利益落空，但不能以此來否認投保人的合同解除權、現金價值返還請求權。從受益人方面看，其產生取決于被保險人的意志。受益人制度的存在純粹是為了便于被保險人以符合自己意志的方式處分權利而提供的法律技術手段。受益人的受益權是相對的，其地位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受益人對保險合同的處理不具有絕對決定權。而且，保險合同當事人不能以維護合同權利為由而絕對排斥合同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實現。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的基本形式就是債權債務關系，強制退保雖是法院公權力介入私權的行為，但其系為保障債權實現的強制執行措施，歸根結底是為了保障私權，維護的是社會整體交易秩序與交易安全。市場經濟注重維護合同自由、經營投資的自由，但合同權利并不能因此而絕對化。例如，雖然我國商事法律放松管制，鼓勵投資興業，但是《公司法》、《執行規定》仍分別從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角度，規定了人民法院強制轉讓被執行人在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法人企業中的股權或投資權益過程中有關各方的權利義務和強制執行措施。因此當股東作為執行債務人時，必要時，將依法強制轉讓股東的股權或投資權益，使股東退出公司。同理，投保人在人壽保險合同中享有的權益也可被強制執行，必要時可令其退保。
　　（三）強制執行權應受到被保險人權利的制約
　　基于被保險人中心主義的保險法理念，在人壽保險保單的執行程序中，除要平衡好債權人與債務人利益之外，還應注重作為第三人的被保險人的利益維護。被保險人依據保險合同享有保險保障及投資收益的權利，其作為執行程序中的第三人應享有相應的人權保障。對此，德國《保險契約法》第177條規定“當保險請求權被扣押或強制執行，或要保人的財產開始進入破產程序者，記名受益人可以經要保人同意，介入保險契約，取得要保人的地位。受益人介入保險契約者，必須于如契約終止時要保人所能向保險人請求的額度內，滿足執行債權人或破產財團的債權”。〔20〕上述立法值得我國借鑒。在強制解除人壽保險合同之前給被保險人行使替代投保人權利的機會，減少了公權力對保險合同效力的介入，能更好地維護保險合同相關各方的利益。壽險保單是新的財產形式，強制執行法律難以及時作出具體的規定。在對壽險保單的執行實踐中，應采取靈活的執行措施，盡力實現債權人債權，同時能夠維護被保險人的合同權利，落實保險法的精神。強制解除人壽保險合同應作為窮盡其他手段后的最后措施，合理確定強制解除合同的時間節點。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16條第1款規定：“執行員接到申請執行書或者移交執行書，應當向被執行人發出執行通知，責令其在指定的期間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強制執行。”《執行規定》第26條第1款也規定：“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書指定的期間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應當采取執行措施。”根據上述規定，一般來說，在執行通知書指定的履行義務的期間內，人民法院不宜對被執行人采取執行措施，被執行人逾期不履行的，可以實施強制執行。對壽險保單的強制執行程序須在執行債務人無其它財產可供執行之后才能啟動。在法院強制解除執行債務人名下的人壽保險合同之際，應賦予被保險人替代投保人的權利，由被保險人以保單現金價值為限支付折價款給執行債權人，而取得投保人地位。這樣既不使執行債權人利益受損，又保護了被保險人利益，維護了社會經濟關系的穩定。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1〕江朝國：“保險利益之研究——反思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于保險合同之地位”，載《保險法評論》2008年第1卷。
　　〔2〕［英］P·S·阿狄亞：《合同法導論》，趙旭東等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頁。
　　〔3〕高宇：“保險法的精神意蘊與保險合同的法構造”，載《保險法律評論》2010年第1集。
　　〔4〕邢海寶：《保險合同法立法建議及說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頁。
　　〔5〕［美］小羅伯特·H·杰瑞：《美國保險法精解》，李之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頁。
　　〔6〕［美］約翰·F·道賓：《美國保險法》，梁鵬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頁。
　　〔7〕郭開元：“論我國未成年人權利的法律保護及其完善”，載http://www.cycs.org，2012年5月23日最后訪問。
　　〔8〕上海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編：《上海法院民事常用案例》（內部資料），第27頁。
　　〔9〕汪淵智：“形成權理論初探”，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
　　〔10〕林剛：《保險疑題法律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頁。
　　〔11〕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37頁。
　　〔12〕王亞新、百曉鋒：“無財產可供執行案件的退出機制及相關爭議的處理”，載《法律適用》2011年第12期。
　　〔13〕黎蜀明：《民事執行行為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04年博士論文，第79頁。
　　〔14〕楊與齡編：《強制執行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頁。
　　〔15〕沙銀華：《日本保險經典判例評釋》，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9-50頁。
　　〔16〕馬登科：《民事執行中的人權保障》，西南政法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第47-59頁。
　　〔17〕張曉茹、許藤：“執行債權的法理基礎與法律構造”，載《河北法學》2011年第8期。
　　〔18〕林剛：“人民法院強制退保以執行投保人債務之我見”，載《上海保險》2009年第1期；曹順明、段冉：“壽險保單強制執行的法律問題研究”，載《保險研究》2010年第10期。
　　〔19〕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專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頁。
　　〔20〕曹順明、段冉：“壽險保單強制執行的法律問題研究”，載《保險研究》2010年第10期。